哈军工老教授的爱国主义精神

作者：国防科技大学三院 杨昂岳 时间：2008-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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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11

军事工程学院筹建之初，需要从全国各地方大学调来一批老教师，以组建骨干教师队伍。在陈赓院长的筹划下，请调教师名单获教育部通过，调令由周总理签字，以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名义发出。哈军工凭此“尚方宝剑”，得到各高校及科研院所支持，最终调来60多名老教师，其中有教授37名。这些老教师都经过政审，于1952至1953年陆续到哈尔滨报到。当年他们年富力强，超过50岁的只有三人。他们都学有专长，有的在学术界颇有名气。因为保密需要，他们中断了与国外亲友的联系，在学术界“蒸发”了。在陈赓“两老办院”方针鼓舞下，他们为创建哈军工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建院之初我才九岁，是在这批前辈老教师眼皮底下长大的，耳濡目染，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启迪。他们除了具有勤奋敬业精神和严谨治学精神之外，更令人敬佩的是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也是哈军工教授的特色。

旧中国的军事工业极其落后，也没有军事工程技术的高等教育。哈军工的老教师们大多留学欧美，并选学当时国内不吃香的军事工程技术类专业，目的就是为了科技救国。他们都拒绝了“绿卡”的诱惑，尽管他们中有的人已在国外学习、工作十多年，也站稳了脚根，待遇不错，但仍毅然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

日本侵华期间，高步昆（随五系调工程兵工程学院，文革中被迫害身亡）、曹国惠（1975年病逝于长沙工学院哈尔滨留守处）、沈正功（随二系调炮兵工程学院，后任华东工程学院副院长，1995年病逝于南京理工大学）等几位东北籍老教师当时正是热血青年，他们不甘当亡国奴，流亡关内。“七七事变”后，各大学纷纷迁往大西南。哈军工的老教师中许多人有在大西南工作的经历。孙本旺教授（后任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1984年病逝）就是作为南开大学先遣人员去西南联大任教的。曹国惠教授则是从东北大学到清华大学，再到西南联大的。他们战时在大西南颠沛流离，住茅草屋，薪水也得不到保证，倍受煎熬。我的同学大多是那个时期在大西南出生的，有些人的名字还带有西南地域特色的昆、渝、川、嵋等字。

1939年，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在贵州省大定县（今大方县）羊场坝一个叫乌鸦洞的山洞里创建了一家航空发动机厂，到1946年竟然生产出32台航空发动机，堪称中外航空工业史上的奇迹。哈军工的梁守槃教授当时任大定厂研究课首任课长，梁教授1956年调国防部五院（导弹研究院）工作，是我国航天界的元老，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马明德教授当年任大定厂设计课工程师，马教授在哈军工主持设计、建造了7座不同类型的风洞，为我国航空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曾任哈军工空军工程系副主任、国防科委航空技术委员会委员、国防部五院科技委特邀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革中被迫害身亡。曾任哈军工原子工程系副主任、原国防科大八系欧阳昌宇副主任1945年从浙江大学毕业后也进入大定厂机工课工作。

1949年5月，解放大军逼近上海，国民党官员纷纷溃逃台湾，国民党兵工署多次催促时任兵工大学领导的张述祖教授去台湾。张教授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坚决不去台湾。为了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他就设法敷衍兵工署，让军方把一大木箱普通书籍先托运到台湾，随后他躲到朋友家中，直到解放后的第二天才敢回家。上海一解放，陈毅市长就派出干部找到张述祖家，对其不顾国民党压力，拒绝去台湾，追求进步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希望他联络兵工专家，出来为新中国工作。随即，张教授串联了十几位兵工校友及兼课教授，在家里开了两次会，大家一致表示了投身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决心，通过了张教授起草的给陈市长和粟裕司令员的报告，表达了愿以平生所学，奉献给我军建设的愿望，并希望创办军事技术院校，为部队培养技术人才。报告是7月1日上午送到市军管会的，陈毅十分重视教授们的意见，安排他们去位于南京的华东军政大学工作，华东军大专门为这些专家成立了军事科学研究室，张述祖任主管业务的副主任。不久，研究室划归华东军区司令部领导。1949年10月初，陈毅参加完开国大典后，返沪途中特地在南京停留，接见并宴请研究室的全体专家，他充分肯定专家们投身革命，参加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爱国主义精神，鼓励大家搞好科学研究，为解放台湾作准备。1952年8月，华东军区忍痛割爱，将军事科学研究室调入哈军工。当年在给陈、粟报告上签名的张述祖（曾任军事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科教部部长，是哈军工“首席教授”，1972年病逝于长沙工学院哈尔滨留守处）、曾石虞（1998年5月病逝于国防科大，享年96岁）、赵国华（1980年病逝于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钟以文（随五系调工程兵工程学院，文革中病逝）、沈正功、鲍廷钰（随二系调炮兵工程学院，1998年病逝于南京理工大学）、张宇建（随二系调炮兵工程学院，1995年病逝于南京理工大学）、马明德、周祖同（2004年病逝于国防科大）、赵子立（随二系调炮兵工程学院，现南京理工大学）、何乃民（调任交通部总工程师，文革中被迫害身亡）、金家骏（随二系调炮兵工程学院，现南京理工大学）以及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的任新民（1956年调国防部五院，1975年任七机部副部长，1980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两弹元勋）、岳劼毅（随一系调西北工业大学，2007年病逝）、朱正（1956年调国防部五院）、许哨子（随二系调炮兵工程学院，现南京理工大学）等都于1952年到哈军工报到。

1949年11月9日，原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部分在香港的员工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他们将12架飞机及大批航空器材、配件运到北京、天津，成为新组建的中国民航的起步家底。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爱国壮举，是新中国航空史上的一件大事。参加“两航起义”的技术专家董绍庸、凌之巩、蒋志扬、李纬文、严汝群1952年调哈军工任教。董绍庸教授1963年调四川江油航空部发动机研究所任所长，他与凌之巩均在文革中被迫害身亡，蒋志扬、李纬文、严汝群（2007年病逝）文革后期随空军工程系去了西北工业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旅美学者罗时钧在他的老师钱学森影响下决意回国。1950年8月31日他与著名原子物理学家赵忠尧及沈善炯博士登船启程，9月12日船到日本横滨，船上广播要求他们调整床位。他们带着行李到指定房间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拿着名单对他们说：“你们看船上有100多个中国人，有哈佛的、麻省理工的，为什么偏找加州理工的？钱学森，你们都是知道的。”接着，强迫他们到厕所脱光衣服检查，随身行李中笔记等记载文字物品全部扣留，并威胁说：“要么回美国，要么去台湾，要么在日本坐牢。”他们想，选择前两项就难以回国了，宁可在日本坐牢，出来后还能争取回国。就这样他们被关进东京下野曾经囚禁日本战犯的巢鸭监狱。他们被剃了光头，身上洒上了六六六粉，并被一一编号，吃了不少苦头。经过三个月的检查，美方未发现他们携带任何机密档案材料，就提出要把他们移交给台湾国民党驻东京的机构。他们担心被胁迫到台湾，就要美方保证不会强送台湾，得到保证后出狱。国民党方面还是劝说他们到台湾去，并出示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签署的聘他们为教授的聘书，他们婉言拒绝。船到菲律宾时，台湾当局又派人纠缠，许以厚禄，他们仍不为所动，终在中国科技界及国际友好人士的呼吁下，摆脱险境，经香港罗湖桥回到祖国大陆。1956年国防部五院成立时，钱学森要求调罗时钧等六人去五院工作，因学校教学工作需要，“哈军工”留下了罗教授。文革中罗时钧夫人、外语教研室冷怀莹讲师被迫害致死，罗本人双脚被红卫兵烫烂，幸得恩师钱学森救助方脱苦海，后随空军工程系去了西北工业大学，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任西工大副校长，并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

1953年9月颁布的《军事工程学院教学过程基本条例》规定：“所有的教学人员都是学员的教养者。他们应该以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及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学员。”哈军工老教师们认真执行此条例，形成了迥然不同于旧大学的新教风，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学员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些前辈教授与祖国、民族同命运、共患难，为哈军工的创建和发展呕心沥血，始终以自已的学识才华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服务。如今回忆他们的这些往事，是为了纪念他们，也是为了让青年一代弘扬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