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教学工作的第一个周期（一）

《哈军工》——任学文著

由于本章篇幅太长，分两部分刊出。

本章第一部分目录

（一）以陈赓为核心的院党委及其办学的指导思想

（二）正规教学制度的建立

（三）培养学员综合素质的课程设置

（四）教学方法研究

（五）教师队伍建设

（六）革命教师的新教风

（七）学员的高度学习自觉性

　

从１９５３年９月１日至１９５７年底，是军事工程学院教学过程的第一个循环，是培养军事工程技术干部的第一个工作周期。这个时期，是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稳步前进的时期，也是军事工程学院建设和发展的黄金时代之一。这个时期学院的基本特点是：陈赓大部分时间（１９５５年以前）亲自在学院主持工作；教学工作在苏联顾问团的帮助下顺利地走上了轨道；全院上下同心同德办教育，学科技，研究教学工作规律；党委团结，老干部和老教师团结，全院团结，在浓郁的团结气氛中，师、生、员、工奋力拼搏，向科学进军；第一期学员毕业，学院规模粗具，基本建成。

　

（一）以陈赓为核心的院党委及其办学的指导思想

以陈赓为核心的党委领导班子，主要是指１９５２年９月１６日军委总政治部批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军事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临时委员会和１９５３年１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和军委总政治部批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军事工程学院临时委员会以及１９５６年５月１０日中国共产党军事工程学院第一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国共产党军事工程学院委员会。这一阶段陈赓在行政上是院长兼政治委员，党内是党委书记，大部分时间亲自在学院主持工作。

１９５４年２月以后，志愿军铁道运输司令兼政治委员刘居英被任命为军事工程学院副院长，志愿军第三兵团政治部主任刘有光被任命为军事工程学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志愿军第三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长张子明被任命为军事工程学院科学教育部副部长。三人均于１９５４年５月５日增补为院党委委员。空军工程系主任唐铎也于同日增补为院党委委员。同年６月１９日，又增补刘居英为院党委第一副书记，刘有光为院党委第二副书记。６月２０日，工兵工程系主任唐凯和炮兵工程系政治委员贺振新增补为院党委委员。院党委领导班子进一步得到加强。

党委书记陈赓１９２１年参加革命工作，１９２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参加过东征和北伐，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和红军学校校长。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任红军干部团团长。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旅长，太岳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纵队司令员和兵团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抗美援朝战争中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他是中外闻名的常胜将军。在院党委成员中资历最深，威望最高。

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居英、第二副书记刘有光都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党委常委中张衍、徐立行、李懋之都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干部。党委委员徐介藩１９２３年参加革命，１９２６年入党，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唐铎１９１９年参加五四运动，１９２０年赴法勤工俭学，１９２３年在广州参加革命工作，１９２５年被派往苏联空军学院学习，１９２６年入党，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获卫国战争勋章和列宁勋章；赵唯刚、吴振挺、曾焜、屈兴栋、唐凯、贺振新都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张文峰、黄景文也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干部。

在这样一个领导集体中，陈赓以他对革命的贡献和在群众中的威望，以他的领导才能和高贵品德，很自然地成为团结的核心。他处理问题总是把党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出以公心，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恩怨；他关心群众，爱护干部，与人为善，干部的优点、成绩他桩桩件件记在心上；他善于团结人，对来自四面八方、差异很大的干部，一视同仁，不分亲疏，不拘一格，善于用人之长，使用就信任；他鼓励干部主动大胆的工作，有了成绩就表扬，好的建议都支持，工作出了差错，他主动承担责任；他襟怀坦白，有话说在当面，缺点当面指出，背后尽说你的优点、长处、贡献；他民主作风好，党委会上经常开展不同意见的争论，对于不同意他的意见、甚至顶撞他的人从不在意；他时刻关心党的团结，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非常警惕；抓住苗头就狠狠批评；对于知识分子中的门派观点，也及时敲了警钟；他教育党委成员中在系里工作的“老资格”不要居功骄傲，主动支持居于院领导岗位而资历较浅的同志，教育资历浅、居于院领导岗位的同志谦虚谨慎，尊重在系里工作的老同志；教育相互间有隔阂的同志以大局为重，不要在非原则问题上纠缠；他抓大事，不干涉委员们分管的业务，不把时间消磨在会议室、办公室里，讨论一般性问题的常委会议，常叫副书记或主管其事的常委主持，他要到群众中去，到他最关心的工作中去，学员宿舍、助教宿舍、食堂、建筑工地、小卖部、篮球场……没有他不去的地方，只要他从北京回到学院，马上就出现在群众中。他喜欢和学员闲谈，所到之处，常被学员包围，一片欢声笑语。

在陈赓的领导下，党委领导班子成了名副其实的团结战斗的集体。大家能从事业、工作出发，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争论问题，开展批评，一成决议就无条件执行，说话一个口径，办事一个原则，从书记到委员都不个人决定大问题；大家都一心想着工作，千方百计完成任务，不左顾右盼，无后顾之忧，互相支持，相互谅解，工作效率非常高。

１９５４年４月１４日至６月１３日，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吸收全院团以上党员干部参加。陈赓亲自传达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组织学习《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带头做自我批评，要求大家检查妨碍团结的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思想，严肃批评宗派主义言论。院党委委员都认真做了思想检查（有的反复检查了好几次），互相坦诚地批评缺点、错误，深挖思想根源，和风细雨地解决思想问题。会议期间，半天工作，半天开会，从３月２３日延续到６月１３日。会上个别同志曾在小组会发言中说：今后学院如果出现不团结的现象，那就可能是“二”（指第二高级步兵学校的干部）与“三”（指志愿军第三兵团的干部）的问题。当即遭到与会者的严厉批评。大家说：“二高步校”和“三兵团”都是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把学院的干部分为“二”与“三”两部分，是不利于团结的，非常错误的。陈赓在总结讲话中也对这种言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什么‘二高’的，‘三兵团’的，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次会议进一步巩固了党委的团结，奠定了全院大团结的基础。

１９５６年５月１０日至２８日，举行中国共产党军事工程学院首届代表大会，总结、研究工作，选举陈赓、刘居英、刘有光、张衍（政治部主任）、张子明（教育长）、徐立行（教育长）、李懋之（教育长）、肖新春（未到职）、李焕（技术勤务部副部长）、贺达（组织部长）、张友亮（财务处长）、唐铎、于达康（空军工程系政委）、赵唯刚、贺振新、黄景文（海军工程系主任）、邓易非（海军工程系政委）、徐介藩、江洪涛（装甲兵工程系政委）、唐凯、张文峰（预科主任）２１人为院党委会委员，由陈赓、刘居英、刘有光、张衍、张子明、徐立行、李懋之７人组成常务委员会，陈赓为书记，刘居英为第一副书记，刘有光为第二副书记。

院党委把毛泽东主席对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作为办学的基本指导思想，组织全院师、生、员、工反复学习、领会，用以统一思想和行动；并从学院的实际情况出发，逐步明确了贯彻、落实《训词》的具体办学思想。

（一）以政治统帅技术，对学员进行政治、技术、军事、体格综合训练的思想。院党委认为：毛主席《训词》给学院提出的任务是为“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培养“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而且要“保持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为此，必须以政治统帅技术，防止单纯学技术而忽视政治，否则就做不到德才兼备。这就是《训词》特别强调“必须充分注意”、“一刻也不可忘记”保持和发扬人民解放军光荣传统的原因。考虑到培养的人是军事工程师，必须有一定的军事素养，而且要有在各种恶劣条件下执行任务的坚强的体魄，所以《军事工程学院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和第一期教育计划都从政治、军事、技术、体质四个方面规定了人才培养的标准。后来的教育计划和教学组织工作条例，也都体现了军、政、技、体综合训练的精神。

（二）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毛主席《训词》要求学院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培养“迫切需要的”大批技术人才，培养人才的主要手段是教学，所以全院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然而建院初期，各部门都埋头忙于自己的业务建设，思想不统一，步调不一致，普遍存在着忙乱现象。院党委通过的第一个决定明确提出“树立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要求各部门在院党委统一领导下，“步调一致，坚决克服各自为政的现象，加强对教学工作的保证，以教学成绩作为测量各种工作成绩的主要标准”。陈赓在第一次党委会议上说，培养技术熟练、品德优良、懂得战术、遵守纪律的高级军事工程师，任务相当繁重，不是马马虎虎就可以培养出来的。如何使教师教好，使学员学好，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全院的中心任务，不论哪个部门，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以此为中心。在１９５３年９月１日军事工程学院成立暨第一期开学典礼大会上，陈赓号召“全院人员在以教学为中心的方针下，取得思想的统一和步调的一致。”

（三）依靠“两老”办院的思想。“两老”指军队的老干部和师资队伍中的老教师。依靠“两老”办院，就是发挥老干部、老教师的中坚骨干作用，以便把全院人员带动起来，办好学院。在全国刚解放的５０年代初，全军第一所极为重要、极为机密的军事工程学院应当靠谁办？认识是不统一的。很多长期在部队工作的干部看不惯知识分子，认为院党委、院首长对老教师的尊重和优待是“右倾”，是路线有问题。针对干部的思想实际，陈赓反复耐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９日，他在全院党员干部会议上要求老干部了解创办军事工程学院的重大意义，安心在学院工作，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同时团结好专家、教授，尊重他们，发挥他们的才能，不要因为他们没有经过战争的考验而轻视他们。他说：“我们的口号是两老办院，就是依靠老干部、老教师，上上下下团结得像一个人，齐心协力，共同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这就是我们团结建院的指导方针。”１２月１１日，陈赓召开老教师座谈会，鼓励已经来院的专家、教授做学院的主人，不要有作客思想。他说：“在我们学校建设中，你们是一根柱子，军队的干部也是一根柱子”，只有依靠这两根支柱，学院才能办好。１９５３年７月１日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３２周年时，陈赓在老干部、老教师座谈会上提出“既要承认两万五千里，也要承认十年寒窗苦”的著名主张。还说老教师的知识也来之不易；说老教师“在科学技术上奋斗了几十年，也是老资格”。还说：“要办好军事工程学院，首先要依靠老教师，不能光靠两万五。”１９５７年５月黄克诚总参谋长到军事工程学院检查工作时，进一步明确了“两老办院”的思想。他说：“办好学院，除了依靠老干部，还要依靠老教授，充分发挥‘两老’的作用，学院是一定能够办好的。”

（四）治校从严的思想。根据毛主席《训词》规定的培养政治上、技术上都过得硬的军事工程师的艰巨任务，院党委强调治校必须从严。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１１日陈赓对老教师说：“我们要把学员培养成为有高度军事素养的、有严格纪律性的和有高度技术的干部。”１９５３年４月２４日他在全院干部大会上说：“现代化的军事工程师，必须具备严肃的工作作风，严谨的学习态度，严格的组织纪律，严整的工作秩序。不具备这些条件，就难以完成军事工程师所担负的任务。”还说：“要使军事工程学院成为锻造军人作风、锤炼军人品德、培养千万个过硬的军事工程师的熔炉。”他号召教师严格要求学员，说：“只有严师才能出高徒。”

（五）学习苏联要以我为主的思想。毛主席《训词》要求“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学习苏联军事工程建设的丰富经验”。院党委在研究如何具体地向苏联顾问学习时，陈赓说：“学习别人的经验要同自己的独创相结合，在技术方面我们是‘拿来主义’，先把他们的经验拿过来，认真学到手，慢慢变成自己的。”还说：“遇到分歧不要当面顶撞，要讲究方式方法，多做解释工作”。顾问团坚持系不设政治委员，设政治副主任。陈赓说：“政治副主任就是政治委员”。不到一年，各系的政治副主任都改成了政治委员。政治顾问说原子战争条件下政治工作方法要改变，张衍请示可否请他讲一讲原子战争条件下的政治工作？陈赓说：只给政治部的人讲，不给全院讲。还说：政治工作不学苏联，毛主席从井冈山开始，就总结出了一套政治工作经验。所以，政治部从未请政治顾问介绍过苏军政治工作经验。院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居英１９５６年５月１０日在学院首届党代表大会上做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学习苏联必须与中国情况相结合。”

　

（二）正规教学制度的建立

军事工程学院是一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正规化的高等军事技术学校，中国历史上尚无先例。它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教学制度，不仅学院的老干部不知道，就是在旧大学执教多年的老教师也回答不出。根据“快出人才”的需要，当时只有借鉴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军事技术学校的教学制度，先把教学工作开展起来，在教学过程中吸取适合于我的东西，扬弃不适合于我的东西，逐步总结经验，形成我们自己的完整的教学制度。

苏联顾问团起草的经过院临时党委修改、批准、于１９５３年９月５日公布实行的《军事工程学院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是苏联高等军事技术学校教学制度的概括。根据这个条例，很快建立起九项教学制度：一是各级领导干部（从院长、系主任直到学习班的班长）在教学过程中的职责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二是教授会、教师的职责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三是编制教学基本文件（教育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日历、课程表等）的制度；四是教师领导学员作业（讲课、课堂讨论、课堂练习、实验、野营训练、工厂实习、部队见习等）的制度；五是学员独立作业（完成报告作业、准备课堂讨论、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的制度；六是教学过程检查的制度；七是考试、考核、测验、毕业考试、毕业设计答辩及记分方法的制度；八是教学秩序和课堂纪律的制度；九是在职人员学习的制度。

根据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关于编制教学文件的规定所制定的第一期教育计划，确定了全院５个系２３个专科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及总学时，确定了理论教育、实践性教学和考试、毕业设计答辩的时间分配以及政治课、技术课、军事课、体育课的学时比例。课程内容衔接紧密，时间计算准确，各种教学方式——讲课、练习、实验、课堂讨论、课外作业、课程（论文）设计、生产实习、野营训练、部队见习、考核作业、测验、考试、毕业（论文）设计环环相扣，比旧中国高等学校的教育计划要完备、严密得多。第二期教育计划和第一期教育计划基本相同，但有若干小的调整。院党委加了一个总说明，规定了学院总的教学任务、教学原则、学制、学生来源及各系各专科的名称。上报中央军委后，毛泽东主席曾亲自审阅，用铅笔划去了五个字。

各教授会按照教育计划所设置的课程和所规定的教学时间，经过集体讨论，编写出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它确定每一门课程的教学目的、课程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课程的实际作业和课外考核作业、课程教材以及课程各部分内容和教学方式的时间分配，作为教师编写讲义的依据，使备课、讲课及对学员学习的领导都纳入教育计划要求的轨道。教学日历具体安排每门课程的节次顺序。课程表使每日、每周、每学期的各种教学活动井然有序。这一切都使教学过程紧紧围绕着培养目标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院党委把教育计划比作学院的“法律”，要求各部门认真加以研究，作出保证其实施的业务工作计划。

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公布之后，全院教学人员和机关干部用业务学习时间进行了反复学习，首席顾问奥列霍夫曾对学习中提出的问题作了解答。开课之后，院、部、系、专科的领导干部和开课的教授会主任，都按条例关于教学过程检查的规定，到课堂检查讲课质量，到学员班检查学员的学习情况，科学教育部定期公布教学检查结果和改进教学的指导性意见。第一学期参加教学检查的有２７２人次，第二学期参加教学检查的有４７８人次。第一、二学期还组织专题检查５次。

对条例的执行，既是严格的，又是灵活的。有些与学院实际不符的规定，在执行中作了修改。有些原则性的规定在执行中作了具体补充。１９５３年教学工作一开始，为保证讲课质量建立了试讲制度；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制定了考试与测验的具体实施办法；１９５４年２月和１９５７年１２月两次公布学籍管理的暂行规定；１９５７年１２月制定了《优等生标准及评奖办法》和《毕业班优秀学员标准及评奖办法》。经过几个学期的实践，各系都在工作总结中肯定教学过程组织工作条例对建立正规教学秩序、克服忙乱现象、保证教学质量所起的良好作用。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２日，奥列霍夫写信给副院长刘居英说：“学院２２个月的工作证明，教学过程正按严格的制度在进行，并不断臻于完善和巩固。”

在学习苏联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的同时，在教务工作方面也沿袭了中国高等学校多年来行之有效的传统做法。在科学教育部主持教务工作的张述祖、曹鹤荪、李天庆、任新民教授等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贯彻实施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培养出了学院第一批教学管理干部，他们统一排课表，统一安排上课教师，统一组织教学活动，统一调度教室和人员，安排教学活动的地点、时间，使教学活动协调一致，正常运转，秩序井然。

每当教学过程将要转入新阶段时，科学教育部都在苏联顾问团的帮助下，适时地提出新的教学规范。在第一期学员基础课学习即将结束、专业课学习即将开始时，提出了专业课的教学方法基本条例和专业教授会实验室工作条例；在学员开始部队见习之前，提出了部队见习的组织和实施办法；在学员毕业设计开始之前，提出了毕业设计准备实施指导法；学员开始毕业答辩之前，提出了国家考试的组织与实施条例。这些条例、办法、指导法的公布与实施，引导教学工作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地走完它的全过程。

　

（三）培养学员综合素质的课程设置

军事工程学院以培养具有优良的军、政、技、体综合素质的工程技术人才为目标，所设置的课程中既有技术课，又有政治、军事、体育课，并注意妥善处理各种课程的主、次、轻、重、先、后衔接关系。

在第一、二期四年制教育计划中，技术课的课时占总课时的８２．５％（含外国语课时数），政治课的课时占总课时的１０．６％，军事课的课时占总课时的４．７％，体育课的课时占总课时的２．２％。在第三、四、五期的五年制教育计划中，技术课的课时占总课时的８０．４％（含外国语课时数），政治课的课时占总课时的１０．６％，军事课的课时占总课时的６％，体育课的课时占总课时的３％，均体现了工程技术学校以技术教育为主的原则，也体现了政治课的重要地位，军事课、体育课的课时也能满足学员掌握军、体基本理论知识的需要。每个专业在学制年限内都要学３２门左右的课程，每个学期平均要学７～８门课程。

技术教育是按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顺序进行的。

基础课有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３门，分别由直属科学教育部的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３个教授会负责开设，其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大体分为机械、电子、控制３大类（还有个别化学类），随专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专业基础课分为面向全院和面向某个系两类。面向全院的专业基础课有投影机何及制图、电工原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金属工艺与金相学、机械工艺学、机械原理及零件７门，分别由７个直属科学教育部的教授会承担。面向某个系的专业基础课有空军工程系开设的空气动力学、热力学、传热学、无线电原理、脉冲技术、无线电收发设备、气象学等等，有炮兵工程系开设的内外弹道学、公算与射击原理等等，有海军工程系开设的水力学、水工学、水声学、水文学、电机学、精密机械、雷达原理、无线电基础、电子器件、自动元件、流体力学等等，有装甲兵工程系开设的坦克与汽车修理学、发动机原理、坦克设计原理等等，有工兵工程系开设的工程机械工艺学、工程机械修理学、为土建桥梁架设服务的材料力学等等。这些课程都由各系的专业基础课教授会开设，听课的不限于本专业、本系的学员，兄弟专业、兄弟系互相开课的现象很普遍。

专业课都是各系的专业教授会为本专业学员特殊需要开设的课程，内容比较窄，一般都含有一定的战术内容，以培养学员战术、技术论证的能力，使技术结合战术，为战术服务。这是军事工程学院的专业课和地方大学专业课的主要区别所在。全院２３个专科开设的专业课有３００多门，很多专业课是国内少有的，有些是国内仅有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开出的。

如何正确处理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关系，是技术教育中的首要问题。１９５３年开学前院党委研究教师分配问题时，科学教育顾问叶果洛夫坚持基础课教师不能往系里分，以保证基础课的教学质量，使学员打好基础。由于学院最初培养的是部队急需的维护、修理工程师，为使学员毕业后马上就能适应工作需要，专业基本上都是按各军兵种的兵器装备设置的，学员对具体的兵器装备的学习、研究花的时间多。专业课学时占总学时的３３％，专业基础课学时占总学时的３２．４％，基础课学时只占总学时的１１．７％，不利于打好基础，增强后劲。从１９５５年起，教育计划中基础课学时增加到１３％，专业基础课学时增加到３４％，专业课学时减少到２７．６％；对提高能力影响最大的高等数学和普通物理尤为重视，师资力量强，学时和作业量比较多，要求也特别严。

基础课教育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院初期陈赓费尽心力从全国礼聘来的７８名教授、专家，带领助教队的２００余名青年教师，不仅完成了开学前新生大队的文化补习教育任务，而且开出了大学本科的全部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包括所要做的各种实验。

各系的专业教授会（１９５４年有７３个，１９５５年有９５个，１９５７年调整为８５个）多数是苏联专家帮助筹建的，一部分是学院自己的老教师主持筹建的。当时每个系除有一名系主任顾问外，专业教授会一般都有一两名苏联专家，他们提供专业教材，帮助制定专业教育计划、教学大纲和建设规划，有的还审查、修改青年教师的讲稿。然而真正在专业建设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学院自己的老教师带领青年教师参照苏联经验所作的艰苦努力。主持专业教授会的老教师既要组织翻译苏联教材，又要培养青年教师，还要备课、讲课、带领实验室工作人员研制一时买不到的设备。

军事工程学院对学员的政治素质要求很高，院党委根据技术学校容易忽视政治的历史经验，十分注意正确处理政治与技术的关系，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革命世界观的树立，防止忽视和偏废政治学习的倾向。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对陈赓说，你们一定要重视学生政治素质的培养，强调德才兼备，如果毕业生中出了一个反革命，问题就严重了。

政治教育时间仅次于技术课，其中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育时间约占１／２，现实思想和方针政策教育时间各占１／４。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课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由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部分内容组成）、政治经济学和中共党史。这三门课是按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设置的，其中科学社会主义部分包括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部分课程内容中；中共党史课的教学重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运用。三门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的是在学制年限之内，有计划地向学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系统灌输，帮助学员树立劳动观点、群众观点、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了解社会发展规律，奠定革命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基础。政治教授会（最初是政治部中的政治教育部，１９５３年９月按苏联顾问团的建议改为社会经济学教授会，１９５４年９月分建为马列主义基础教授会、政治经济学教授会、中共党史教授会）一开始编在政治部，后按苏联顾问团的建议编在科学教育部，接受政治部和科学教育部的双重领导。政治课教师大都来自原第二高级步兵学校。

军事工程学院的政治理论课和技术课同样的正规和严格。政治课考试不及格的学员要留级；入党、入团、评先进都以政治学习的成绩和政治思想表现作为重要条件；而政治学习的成绩，除了考分，还看实际表现。然而学员对政治学习的重视并不是由于这些规定的约束，而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信仰和向往，出于对政治进步的迫切要求。在群众心目中，政治学习不好是政治上落后的表现，而政治上落后是很不光彩的。

既学技术、政治，又学军事，政治统帅技术，技术与战术结合，是军事工程学院培养高质量军事工程师的重要途径，也是一个突出的特点。除了专业技术课都含有一定的战术内容之外，还对学员开设专门的军事课和战术课，要求毕业生不仅仅能从科学的合理性上对武器装备进行设计，而且要考虑实战需要，使设计出来的武器装备符合战术要求，既能最大限度地杀伤敌人，又能避免或减少自己的伤亡。在第一批进入学院的８名苏联顾问中，就有１名合同战术顾问；在最初成立的公共课教授会中，就有合同战术教授会。后来各系还成立了军兵种战术教授会。

军事教育所设置的课程，有军事思想课（内容有人民战争与人民军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人民解放军十大军事原则、我国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现代战争的特点与几种战略思想）、各军兵种性能课、军事地形学及军队标号课、合同战术概则与营团师军各级合同战术课以及各军兵种战术课。

从第三期开始，对从地方招收的学员进行入伍教育，内容包括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和建军宗旨，人民解放军的队列、纪律、内务、警备条令，单兵战术动作和班、排、连攻防战术及土工作业、地形测绘，在近似实战环境中的行军、宿营、侦察、警戒、夜间行动，还有防空、防炮、防化学、防原子知识。通过入伍教育，使学员经受野营生活和野战生活锻炼，培养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由一个普通中学生转变成为正规的革命军人，从思想上真正入伍。

军事教育的师资，大都来自原第二高级步兵学校，少数人毕业于解放前国民党陆军大学，多数是经过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学习的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老干部。

重视体育，坚持军、政、技、体全面发展，是院党委十分明确的办学思想。建院之初从全国调来的第一批老教师中，就有体育界知名人士龚家鹿；在学院最初成立的公共课教授会中，就有射击体育教授会。学员的体育课正规而严格，任务是向学员传授基本的体育理论知识和基本的体育运动技能，以适应在战争和艰苦环境中工作的需要；而且通过体育，培养组织纪律性、吃苦耐劳精神和勇敢顽强、坚韧不拔的意志。体育课时间一年级每周为２学时，二、三年级每周为１学时。上体育课时，学员必须遵守课堂纪律，教师也必须认真负责。迟到、误课、对学员说话不检点，都为纪律所不容。体育课同样要考试，不及格者必须补考。

军事工程学院的外国语课，从学习苏联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考虑，起初只学俄语，成立了俄语教授会，师资主要来自原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俄文大队和大连、北京俄文专科学校的毕业生。从部队招收的学员，基本上没有学过俄语；从地方招收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少人学的是英语，也没有学过俄语。所以，俄语教育不得不从字母、发音开始。学员在预科学１３２小时的语音和基础语法，要求记４００个单词；本科一、二年级继续学习；只要求能够阅读、翻译原文著作，不要求能听、能说、能写。个别学习很吃力的学员允许免修。俄语的课时，在四年制教育计划中占总学时的５．４％，在五年制教育计划中占总学时的５．１％。

　

（四）教学方法研究

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从来讲究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历史时期办的学校，都注意教学方法的研究；在没有先例、没有经验的条件下创办的全军第一所综合性高等军事技术学校——军事工作学院，更有必要加强教学方法的研究。

在第一期学员补习教育阶段，为解决学习内容多、学习时间少的矛盾，开展了教学方法的研究。第一期本科开课后，全院人员在学习毛主席《训词》时，从领会学院担负的历史使命，从办好军事工程学院对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上认识到为培养高质量人才而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的必要性。１９５３年９月，教育长徐立行在第一次政治工作干部会议上提出军事工程学院和“抗大”，“军大”在性质、任务、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教学方法等１０个方面有所不同的观点，引起了不同的反应，促进了对教学方法问题的思考和探讨。已经开课的公共课、基础课教授会在教学工作实践中经常研讨教学方法问题，并且指导学员改进学习方法。《工学》报院党委机关报，任务是指导工作，交流经验，宣扬好人好事。报名是毛泽东主席题写的。以大量篇幅刊登学员、教师和领导干部撰写的介绍教学方法的文稿，造成了浓烈的探讨、改进教学方法的气氛。各级领导干部和教学行政机关在教学检查中也注意发现教学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的办法。

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一结束，各系就利用寒假开始了自下而上的教学经验总结。院党委借鉴苏联军事院校每年寒假都要召开教学方法研究会的制度，决定在各系普遍总结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于１９５４年１月２８日～３１日召开军事工程学院第一届教学方法研究会。全院教师和各级主管教学工作的领导人及苏联顾问团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上级机关和军内外兄弟院校派来５０多名代表。在京的陈赓院长委托代理党委书记、政治部副主任张衍致开幕词，徐立行做了《半年来教学方法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数学、物理、投影几何、化学、合同战术、社会经济学教授会分别介绍了上大课、上练习课、做实验、组织课堂讨论的经验。科学教育部部长张述祖教授介绍了半年来培养学员独立工作能力的经验。首席顾问奥列霍夫发表了论述教学方法问题的长篇讲话。徐立行的会议总结和会议通过的决议，提出了教学工作必须遵循的四条原则——要以高度的思想理论水平讲课，要在教学工作中发扬集体主义精神，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要培养学员的独立工作能力。

１９５４年春夏学期，各系和已经开课的教授会为贯彻第一届教学方法研究会的决议采取了许多措施。为加强讲课的政治思想性而在教师中组织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学习；讲课中为使抽象理论较为具体、直观、易懂而普遍制作、使用形象教具；教师备课加强了集体研究，建立了教育准备会制度，对青年教师试讲的评议更加认真，化学教授会讨论了什么是集体主义、怎样才能发扬集体主义精神的问题，依靠集体智慧修订了教学大纲，并研讨了普通化学、有机化学的教学法及思想性问题和普通化学、有机化学、胶体化学的形象教学问题。空军工程系党委作出《提高教学质量、改进教学方法》的决议，召开了新开课程教学经验交流会。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１９日，成立军事工程学院教学方法指导委员会，由１５名教学经验丰富、学术造诣较深的老教师组成，主席是曹鹤荪教授，委员是孙本旺、李宓、陈百屏、刘绍唐、胡振渭、薛鸿达、周祖同、罗时钧、任新民、谭自烈、沈正功、赵国华、张相麟、殷之书教授。任务是指导教学方法的改进，研究各教授会的教学经验总结，审查教学大纲。

１９５５年１月３１日至２月３日，召开军事工程学院第二届教学方法研究会，总参谋部和许多兄弟院校派来了代表。刘居英副院长致开幕词，张衍、朱起鹤、卢庆骏、张述祖、周明鸂、李宓、吴洪鳌、马明德、张凤岗、陈俊、凌如镛分别报告《关于军人教养问题》、《物理讲授中贯彻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体会》、《数学教授会组织教师业务进修的经验》、《本学期组织与计划学员自学工作的经验》、《材料力学教授会培养学员独立工作能力的体会》、《电工教授会组织实验的经验》、《射击原理教授会上练习课的方法》、《空气动力学教授会建设实验室的经验》、《机械工艺教授会组织教学实习的经验》、《合同战术野营教育的经验》和《海军战术部队见习的经验》。徐立行在总结讲话中提出了“教书教人”的概念，即教师不仅要向学员传授科学技术知识，还要培养学员的革命品质；不仅在课堂上传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还要在实践中成为学员的表率。会议期间，各开课的教授会分别举办了为期１８天的教学展览，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工学院、第八航校派来了参观小组。

在第一、二期学员基础课教育逐渐结束、专业课教育普遍开始时，教学方法指导与研究的重点也随需要而由基础课转向专业课。１９５６年９月２４日至２６日，科学教育部召开兵器专业教学经验交流会，１０９、２０１、２０４、３０６、４０２教授会介绍了专业课教学方法的经验，作出了加强兵器教授会之间联系和协作的决议。９月２８日至２９日，召开无线电专业教学经验交流会。从此，全院性的教学方法研究会由各系的教学方法研究会所代替。在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五个系都召开过教学方法研究会。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２９日，颁发《军事工程学院专业技术课教学方法基本条例》。１９５６年１～２月间，各系成立以系主任为主任委员的教学方法指导委员会，加强了对专业技术教育各个环节教学方法的研究与指导。海军工程系成立了构造课、战术课、测量课、造船课４个教学方法研究小组，组织了１２次观摩听课和８次经验交流。技术课教师听了战术课教师讲课之后，注意加强技术与战术的结合；战术课教师听了技术课教师讲课之后，也注意加强战术与技术的结合。

这个时期院、系教学方法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日益广泛，但都是围绕着培养学员独立工作能力这个中心议题展开的。

培养学员独立工作能力的问题在１９５３年３月制定的第一期学员文化补习教育计划中就提出来了，当时的提法是“发挥学员独立思考能力”。１９５３年５月科学教育部印发苏联教育家普希金《要学习好，必须善于独立工作》的报告，组织学员阅读、讨论。《军事工程学院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明确规定：“发挥学员独立工作能力”是各种教学方式的共同目的。本科开学一个月，海军工程系党委在组织全系教学检查时，明确指出“改进教学方法的中心问题是培养与提高学员独立思考与独立工作能力”。《工学》报在第一学期就发表了数十篇指导学员独立思考、独立作业的文章。１９５４年寒假和１９５５年寒假召开的两届教学方法研究会和这一时期各系召开的教学方法研究会，都是以培养学员独立工作能力为中心议题。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２６日～２８日召开的空军工程系教学方法研究会提出的７个报告，从各个侧面介绍了培养学员独立工作能力的经验。

各级领导和广大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从五个方面对培养独立工作能力进行了探索：一是从讲课方面，设法把课程基本内容、核心知识传授给学员，帮助学员掌握独立工作的理论武器；二是从辅导方面，既不是保姆式的“抱着走”，又不是放任不管“大撒手”，而是设法找出学员疑难问题的症结，帮助学员打开思路，找到门径；三是从学员自学方面，研究如何能更有效的接受、消化、运用所学的知识，成为学习和知识的主人，摆脱被动局面；四是从互助方面，既不搞“包教包学”，也不是“各扫门前雪”，而是在团结友爱的气氛中自然地进行切磋琢磨，依靠集体智慧，互相启发，共同提高；五是从教学的组织领导方面，不断地对培养独立工作能力指出方向，提出要求，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组织经验交流，创造有利于培养独立工作能力的条件。在空军工程系１９５６年１１月下旬召开的教学方法研究会上，航空兵器科主任王秀山专门介绍了专科、年级党团支部在培养学员独立工作能力方面所作的努力和所起的作用。

经过三年的教学实践，党委第一副书记、副院长刘居英１９５６年５月１０日在院第一届党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对培养学员独立工作能力的经验作了简要概括：“培养学员独立工作能力，是社会主义的教学原则，是保证培养质量的基本要求，要贯穿在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之中。教师要对学员全面负责，通过讲课、课堂讨论、实验、实习等各种教学活动让学员把知识学到手，并且教会学员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运用所学知识独立解决军事技术问题；答疑应在学员反复思考仍找不到出路时加以启发诱导；互助应在自学的基础上自然形成，通过互相切磋，巩固知识，增进革命友谊；要给学员创造各种课外自学活动和文娱体育活动的条件，让学员自己支配课外活动时间，不要把他们限制在领导规定的时间框子里和活动方式上。”

培养学员独立工作能力的严重障碍是学习负担过重。这个问题在第一学期就出现了，到了第四学期，学员每周课业时间（上课和自学、作业时数）高达６６至６８小时，少数学员达到７１小时。学习吃力的学员成天忙于赶作业，没有时间消化知识、钻研问题、开展课外学习和文娱体育活动。１９５４年春夏学期，科学教育部一方面组织修改四年制教育计划，解决课程内容互相重复和衔接不好的问题，适当合并教学大纲，统一教学进度，减少讲课教师，保证讲课质量；另一方面介绍苏联莫洛托夫动力学院统计和控制自学时间的经验，规定各门课程讲课时间与自学时间的比例，要求各教授会控制学员的作业量，使学员每周课业时间尽可能不超过５６小时，自学时间不超过２０小时，要求基层干部和学员填报各种统计自学工作量的表格。这些措施过于繁琐，不仅无助于从根本上减轻学员负担，反而给学员和基层干部增添了额外负担，不久就停止了执行。

院党委考虑到朝鲜已经停战，没有必要继续让学员在四年时间内学完五年或五年零八个月才能学完的课程了。１９５５年初，经过与苏联顾问团商量，并得到中央军委２月２日指示的批准，决定从１９５５年９月１日起将学制由四年改为五年（不包括预科）。因为第一、第二期学员已经学完四年制教育计划所设置的课程的一半，故仍基本执行原学制不变。１９５５年２月２４日，院党委作出《关于制定五年制教育计划与修订四年制教育计划的指示》，要求制定计划时，加强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平衡学员课业负担，一个学期只开七至八门课，最多不超过九门课；学期考试的课程一般分为三至四门，最多不超过五门；时数较多的课程分几个学期授完。由于军事工程学院对学员的德、智、体和军事、政治、技术素质的要求都高于地方大学，学制虽然延长一年，教学内容、教学时间仍多于地方大学。

１９５５年５月１１日，徐立行教育长向全院教学人员传达中共中央给高等教育部下达的关于“提高教学质量，减轻学员学习过重的负担，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指示，提出“学少一点，学好一点”的原则。６月１５日，科学教育部在组织教师广泛研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拟定了《解决学员学习负担过重问题的措施报告提纲》，６月２３日颁发《关于减轻学员负担过重问题的指示》，从教学大纲、教学日历、讲课、练习、实验、答疑、考核作业、组织与计划学员自学等方面规定了一整套减轻学员学习负担的具体措施。经过多方面的努力，１９５５年第四季度学员每周的平均学习时间从上学期的６６小时左右下降到５９小时左右。

　

（五）教师队伍建设

陈赓说：“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办学校没有好的教师不行”。

军事工程学院筹建时，自然科学方面的教师只有２５名（另有六名因故未来）来自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的研究员、副研究员和实习研究员，第二高级步兵学校还有政治、军事、俄文教师８２名。１９５２年冬调进教授、副教授、研究员、讲师、工程师、助教、研究生共４７名。１９５３年军委总干部部又调给学院应届大学毕业生１５４名作为师资培养对象。加上招收第一期学员时从全军考选的２３６名助教，到１９５３年９月１日开学时，已经形成一支５００多人的以基础学科和专业基础学科为主的师资队伍和一支主要是从各军兵种部队调来的２００多人的教学辅助人员队伍。

对于这一批来之不易的师资力量，院党委异常珍惜；对其中知名度较高的教授、专家（老教师）更是视如珍宝。提出“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放手，生活上关心”的方针。陈赓说：“我们学院是全军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单位之一，应该成为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模范。”他亲自做高级知识分子工作，又分工由刘有光、张子明加强知识分子工作，党委其他领导人也都结合业务做知识分子工作。教授、专家来院报到，陈赓都要接见。他每次从北京回院，都是首先去看望老教师，给他们讲形势，传达上面精神。他工作再忙，每周都要找两位老教师谈心；谈心之前要专做高级知识分子工作的第一政治处主任王序卿向他汇报这两位老教师的家庭、历史、工作、思想情况，曾对王序卿说：要做好老教师的工作，使之成为终生为军事科学事业服务的专家；“要在思想进步的老教师中发展党员，让他们体会到党没有把他们当外人”。陈赓一般不请客吃饭，彭德怀来也未宴请，唯独宴请老教师。凡有老教师的场合，他总要到老教师中间去。教授结婚，他都要参加婚礼。罗时钧教授结婚时，陈院长要张衍陪他前往参加。院长一到，大家就请他主婚。他却要张衍讲话。张衍说，你主婚，我怎么好讲话？院长笑着说：“我命令你讲，你就讲。”

老教师大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分别在英、美、法、德、意、日等八个东西方国家留过学，有人戏称是“八国联军”。他们刚到学院时，穿的是便衣，处处感到陌生，以为领导上未必信任自己，抱有作客思想和临时观念。陈赓便在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１１日召开的老教师座谈会上，坦诚地对他们说：“我们请诸位来，不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是经过一番调查和慎重选择的。如果不信任，又何必请你们来呢？正因为信任，才把你们请来，才敢赋予诸位如此重大的委托。”在做老教师参军和入党的工作中，首先碰到的是出身、历史、社会关系问题。陈赓坚持“历史问题看现在，社会关系看本人，重在现实表现”的原则，反复强调：社会关系复杂一点不怕，只要清楚。他多次在同老教师谈话时说：我的历史更复杂，我给蒋介石当过侍卫官，蒋介石东征时负了伤，我把他背出火线，救了他一命。他曾对曾石虞、李宓教授说：“１９２７年‘马日事变’时，我就在长沙。许克祥在我家当过长工，成了屠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我是大地主出身，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可见阶级立场是可以改变的。家庭出身不能选择，走什么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保卫部反映：某教员是台湾国民党某大员之妹，不宜留院工作。陈赓说：她还有个哥哥是我们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她不跟那个国民党的哥哥跑到台湾去，却跟这个共产党的哥哥留在大陆，不正好说明她是进步的吗？他曾鼓励保卫部副部长陈怡介绍一位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但实际表现很好的老教师入党。在１９５３年７月１日政治部召开的老教师、老干部座谈会上，陈赓作了长篇讲话，动员老教师争取入党，说党的大门是敞开的；并且介绍党的领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坚持真理，忠于革命，胸怀坦荡，能上能下的高贵品德。经过细致的工作，１９５４年７月１日，政治部为第一批入党的老教师举行入党宣誓，党委书记陈赓、第一副书记刘居英和第二副书记刘有光到会祝贺。以后每年都有一批优秀教师入党。到１９５６年，已在教师中发展党员１４０名，其中有老教师８名。参军的老教师就更多了。

政治部起初派了三名团职干部到基础课教授会当政治协理员，做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效果不好。陈赓听说老教师不习惯部队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倡议成立教育工作者协会，在政治部直接领导下，让老教师自己组织政治学习，自己开展文娱体育活动，自己想办法搞好教学工作。经总政治部批准后，于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３１日举行教育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选举周明鸂教授为主任委员、朱起鹤教授等为副主任委员。陈赓院长兼政治委员出席大会并讲话，着重谈了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还讲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实质和重大意义。初期的教育工作者协会只限非军籍的教师参加，会员２０９名；１９５４年１０月，成员扩大到全院教师，任务也由政治学习和文化活动扩大到教学科研方面。各系都成立了分会，会员增加到１５７０人。教育工作者协会在组织教师开展政治理论学习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到１９５４年５月，教师就已系统地学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高了对唯心主义的识别和批判能力，并在自然科学教育中注意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认识问题。

院党委在办学实践中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对高级知识分子的作用尤为重视。陈赓主张让教授、专家主持教学、科研工作，而且尽可能安排正职，让老干部当副职，帮助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第一任科学教育部部长是张述祖教授，第一任科学研究部部长是高步昆教授，第一任教务处处长是曹鹤荪教授。各系的教育副主任基本上都是教授、专家。全院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教授会主任、副主任全部是专家、教授。陈赓对老教师们说：“我是枪杆子出身，一生戎马，赳赳武夫，不懂技术，办学校拜托诸位了，将来有功劳是你们的，有错误打我的屁股。”还说：我们现在是跑跑龙套，将来学校要交给你们办。对于老教师在工作中提的建议，院、部、系各级领导都很重视。物理教授会副主任李天庆教授说：“在我们学院，民主是得到充分发扬的，大家都有充分机会反映自己的意见，并且领导上对这些意见非常重视，特别是陈院长，亲自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许多正确可行的意见都已经被采纳了。这种情况使我认识到在部队里，是有充分的真正的民主的。”材料力学教授会主任周明鸂教授说：“我的想法、计划向院里一提，马上就得到领导的支持。所以那一段我心情很舒畅！”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成立由各教授会主任及各级教学行政领导干部和个别优秀中青年教师组成的院务委员会，作为院党委的咨询机构。

建院之初，居住条件很差，陈赓和院、部、系的主要领导干部都住在院区两排无围墙的小平房里，每排６户，每户３间，每间只有８平方米面积，而让老教师住在斜纹二道街由政府特拨的两幢有煤气设备的楼房组成的独立院内。陈赓了解到老教师中南方人多，特意从湖南请来厨师给老教师做菜。他指示营房管理处按老教师的实际需要配发营具，不要机械地套用部队的级别标准；指示干部部优先解决老教师家属就业和子女就学问题，有时亲自过问，帮助联系。老教师中带了家属的，发安家费，家属工作暂未安排的，工资照发，医疗费可以报销；未带家属的，报销家属来院探亲路费。当时院内小车很少，老教师外出可以派车。老教师购物、理发、洗澡不排队；看戏请老教师坐前排，还请省市安排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荣誉职务，并在政治运动中尽可能保护老教师。

１９５５年开始实行军衔制。院党委根据国防部对高级知识分子评定军衔的指示，提出“一般按教衔定军衔，宜高不宜低；无教衔或有教衔而不能恰当反映本人当前学术水平者，则按国家教衔条例和审查教衔的办法衡量。”１９５６年６月，对新入伍的２９９名教师，分别授予中尉至上校军衔。其中的２０名老教师，有３名授上校、１０名授中校、７名授少校；越一级晋衔者有２６３名，占晋衔教师总数的５５．８％。

学校教师来自四面八方，薪金、教衔上的矛盾现象很多。有的解放前就是讲师、副教授、教授；有的来自工厂、机关、部队，没有教衔；薪金的等级、标准、折合计算方法也很混乱，待遇不合理。１９５６年院党委根据国家规定的精神，对教师的教衔、薪金进行了评定和调整，通过大量的工作和繁杂的手续，使关系基本理顺，不合理现象基本消除。

来院工作的绝大多数老教师深深感激陈赓的知遇之情，从陈赓和其他院领导干部身上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认识了人民解放军，不安心变为安心，作客思想转化为主人翁思想，下定在军事工程学院干一辈子的决心，在教学、科研中不计报酬，不讲条件，认真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真心实意改造世界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物理教授会主任朱起鹤教授，以高度责任心对待工作，每次交党费都是上千元，自己的生活却十分简朴，中午一般不回斜纹二道街教授宿舍，就在院区大食堂买一个馒头、两块咸菜充饥。化学教授会主任曾石虞教授夫妻长期两地分居，从不计较。建院初期调来的老教师，除两人因要求太高无法满足（如嫌哈尔滨日照时间短、认为冬季室内空气不够用，等等）以及因正常工作调动而离开者外，全都无条件地在军事工程学院默默地奉献了一生。

为第一期学员开公共课和基础课的师资力量是有保证了，问题是各系专业师资力量严重不足，许多专业教授会只是一个空架子，而帮助学院建设专业的苏联顾问、专家即将于１９５４年大批到达，这就使选调专业教师和专业实验室教学辅助人员的工作迫在眉睫，成为１９５３年秋冬和１９５４年春夏最为紧迫的问题。

按照苏联顾问团的计算，专业教授会需要调进主任、副主任、主任教员、教员、助理教员１５００人。陈赓考虑到国家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缺人才、缺技术是全国性的问题；认为学院所缺的专业师资，应该主要依靠内部调剂，自己培养，只向国家要一部分于１９５５年前就要开课的教师，不能全部向国家伸手要。根据他的指示，政治部组织力量对各系专业教授会最急需的教师人数进行了详细核查，提出一个向政务院和中央军委请调５００名专业教师的方案，由政治部副主任张衍带领教员科科长张伯峰等于１９５４年农历除夕拿到北京。当陈赓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总理说：５００人数量太大，国家没有那么多教授、讲师给你们，只能给几只母鸡，自己去下蛋；给点种子，自己去培养。（这是当时赴京参加此项工作的干部部干事张殊希提供的情况。）于是在京连夜突击，重新计算，将人数核减为２００名。新方案被总理基本认可。春节刚过，总理就在中南海西花厅自己的办公室里召集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文教委员会、军委总干部部的负责人开会，研究解决。陈赓和张衍出席了会议，汇报了学院急需教师的专业和数量。总理边听汇报边提问题，并与在座各方负责人具体计算、协商，决定分批从高教部、中央组织部和军委总干部部三个系统抽调。以后陈毅、贺龙、习仲勋副总理分别在有关系统召开会议，布置落实。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３０日，贺龙在军委系统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解决军事工程学院的专业师资问题。当学院政治部副主任张衍汇报要建立９５个专业教授会时，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惊诧地问：为什么要这么多专业教授会？张衍说，这还是起码的，以后还要增建。参加会议的各军兵种领导人纷纷表示要尽一切力量支援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和海军的领导人说，我们只办了几所培养初级技术人才的学校，高级技术人才要靠军事工程学院培养，支援“军工”办专业，我们义不容辞。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说，目前我们还没有技术学校，技术干部全靠军事工程学院培养，学院需要我们支援什么，我们就支援什么。贺龙副总理最后说，我军历史上还没有办过像军事工程学院这样的高级技术学校，既然要办，就要舍得下本钱，军事工程学院所要的人，能抽的就抽，能调的就调。列席会议的学院首席顾问奥列霍夫看到中央军委和各军兵种如此重视、关心、支持军事工程学院，深受感动。

在给军事工程学院选调技术人员时，总参谋部通信部部长王铮风格很高。他看了张衍送去的军事工程学院要人的名单后说：“只有一个人不给，其他都给。”“因为这个人作风不好，给你一个更好的。”后来证明，换的这个人确实是“更好的”。军委总干部部为从各军兵种选调军事工程学院所要的技术人员，专门成立了一个审查接收组，参加审查接收组的各军兵种干部工作人员，主动挑选自己单位条件最好的技术人员推荐给军事工程学院。他们对军事工程学院的代表张殊希说：“你们是为我们培养技术干部，咱们是一家人。”总干部部又从全国有关大学应届毕业生中挑选了百余名比较优秀的给军事工程学院，作为师资培养的苗子。

院党委遵照周恩来总理关于“母鸡下蛋”、“种子培养”的指示，从１９５４年起加紧进行师资培训，提出“提高老教师和大力培养新教师，两者不可偏废”和“争取老教师为军事工程学院长期服务”的方针。１９５５年１月召开的第二届教学方法研究会议，开始交流组织教师开展业务进修的经验，通过了关于加强教师业务进修的决定。１９５６年３月２６日至４月３日召开的全院教师大会，提出了“提高老教师，大力培养新教师，扩大专家队伍”的任务，要求新教师都要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科技知识，号召老教师以带徒弟的方式培养青年教师。

基础课教授会成立后，普遍举办业务进修班，老教师一面给学员讲课，一面培训青年教师。数学教授会办了一个助教培训班，教授会主任卢庆骏教授和副主任孙本旺教授亲自给他们讲微积分、复变函数和概率论。培训了两年，助教们纷纷走上讲台，改变了老教师唱独角戏的局面。然后培训班转入专题论文报告阶段，进一步培养拔尖的青年教师。卢庆骏、孙本旺各带一个学习组，按照苏联副博士的标准，领导青年教师攻读高层次的数学专著。卢庆骏带领的小组，学习随机过程、过程统计方面的论文以及谱论和函数空间。每个学期都制定并严格执行教学计划，平时自学，独立钻研，一个月轮流做一次读书报告。做读书报告时，卢教授边听边问。讲到定理，他叫证明给他看；讲到基本概念，他叫回答为什么。回答对了，他叫继续往下讲；回答错了，就说：“不讲了，重新准备，下次重讲。”他要求很严，从不表扬人，只是指出缺点。他育人的根本办法是鞭策学生刻苦进行独立钻研；在要害处适当给以启发诱导。他希望青年教师超过自己，青年教师有长处，他就老老实实向他们学习。不摆架子，不讲面子，不懂就学，不耻下问，永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他培养出来的戴遗山、汪浩、张金槐、吴洪鳌等青年教师，不仅在后来的教学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科学研究上也成绩卓著，并以卢庆骏的科学严谨作风鞭策自己，教育下一代。

各系对专业教师的培训抓得更紧。在军委总干部部挑选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不断分配到各专业教授会后，各系都根据教育计划中课程设置的先后次序，组织助教们系统地学习专业基础课，要求每个人都订出自学计划。在１９５４年大批苏联专家入院后，每个专业教授会都有一两名、两三名苏联专家。根据陈赓的指示，他们的任务不是像其他大学苏联专家那样直接给学员讲课，而是培养青年教师，帮助建设专业。“专家教教员，教员教学员”的公式，是军事工程学院培养专业教师的经验。青年助教在苏联专家指导下，通过制定专业建设规划，修订教育计划和教学大纲，了解专业教育的基本内容；通过到有关军兵种领导机关、相关的国家研究部门和有相近专业的大专学校参观、调查，搜集资料，吸取与专业有关的各方面理论、实践知识；通过翻译苏联教材、编写讲义、备课、试讲，系统地掌握专业理论，深化对专业教材的理解；通过设计安装实验设备，增加感性知识和动手能力。在上述各项业务实践中，以编写讲义、备课、试讲三个环节对培养青年教师的意义最大。炮兵工程系根据顾问贝日科的建议，组织各专业教师互相介绍专业情况；其他系也推广这一做法。院科学教育部则组织各系教师互相开课，各系也组织本系各专业互相开课，形成了互相学习、互相了解的热烈气氛。

各系老教师在培养专业教师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样重要。当第一期学员学习基础课时，各系就抓紧时间举办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师培训班，请老教师讲课。炮兵工程系教育副主任沈正功教授主持全系专业教师集训，亲自上课。他和鲍廷钰、浦发副教授等以８个月时间系统地讲授了炮兵兵器、步兵兵器、内外弹道、火炮设计、公算与射击原理、火炸药等１３门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然后以编写教材、备课、试讲、准备实验、试做毕业设计等方式帮助青年教师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后又组织青年教师至工厂、靶场实习，为开设专业课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教师业务进修的基本方式是有指导的自学和编班上课两种，要求定期学完几门基础课。有的以系为单位合班上大课，有的以教授会为单位上小课。科学教育部还在院内开办了多种跨系、跨专业的数理课和专业基础课教师进修班，学习和学员一样严格、正规，课后要做作业，进行阶段性测验和考试，也有课程设计、考核作业等教学方式。

青年教师的学习积极性很高，而且态度一般都很谦虚，常说：“我们只比学员多一本书的知识。”有的以“高等学校教师永远是大学生”这句格言自勉，刻苦钻研，争取早日登上讲台，开出专业课，为培养国家急需的工程技术人才做贡献。空军工程系气象专业助教赵颂华，用两年时间系统地进修了数理方程、热力学、流体力学等基础课及苏联新出版的原文气象教材，还阅读了大量英文专业期刊，１９５４年秋冬学期就开始给学员讲授天气学，１９５６年夏就升任讲师。海军工程系舰炮专业助教傅廷灼，因为进修成绩优异，受到军旗前照相的奖励。戴遗山、汪浩、张金槐、傅信礼、吴洪鳌、方舵、况蕙荪、岳宗五、邓飞帆、高伯龙、罗芳本、刘千刚、陈启智、杨庆雄、邓三瑞、陈宽、黄庆华、梁玉忱、汪礼彤、蒋国庆、曹晶佑等优秀青年教师，都是那时涌现出来的。戴遗山、汪浩、范广洲、杨士莪、祝修本、康继昌、龙泽斌等１３名青年教师在１９５６年学院第一次教衔评审中，就由助教直接晋升为副教授。

在多数青年教师坚持在职进修的同时，院党委有计划地选派助教到国内有关大学离职进修，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７年共派出５５７人次到８９个单位进修。１９５５年６～９月，组织４７４名教师到８４个学校、国防工厂、军事基地和对口的部队参观见习。１９５７年开始选送青年助教到苏联留学。

１９５３年分配到军事工程学院做教学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到１９５５年秋冬学期一般都能上台讲课了。到１９５６年举行军事工程学院第一届党代表大会时，已有２００名助教成长为教员（相当于讲师的职称），有７１名教员升任教授会主任、副主任。到１９５６年底，共编写出教学大纲７００种，教材２２５２种４１６４万字，翻译俄文教材３３８种２６９１万字，出版教科书和其他书籍２５９０种６８５５万字。到１９５７年底，能独立开课的青年教师由１９５３年的１０余人增加到２４８人，全院共为四个年级的学员开出各类课程３９５门（其中有１８０门中国历史上从未开过的军事技术课程），开出实验９５０个。全院共有教师１１７５名，其中技术课教师９８０名（教授２７名、副教授４２名，讲师２４２名，助教３８６名，未评教衔的教师２８３名），军事课教师１２１名，政治课教师５６名，另有教学辅助人员４９３名，成了全军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单位。

　

（六）革命教师的新教风

１９５３年３月２４日，陈赓在全院干部大会上号召教师“以自己良好的教风去影响学员的学风。”

旧社会的大学，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基本上是不管的。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完全变了——学校的性质变了，教师与学校、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教师之间的关系也变了。军事工程学院的教师与学员，是为着实现社会主义祖国国防现代化的共同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形成了组织严密的革命集体。教师们以“革命教师”的称号为荣，以崭新的姿态投入教学工作，形成了迥然不同于旧大学的新教风，其核心是对革命教育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和全心全意为教育对象服务的精神。高等数学教授会主任卢庆骏教授对全体数学教师说：“每个担任教学工作的同志，必须系统地了解学员，和学员交朋友。”

教师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教育计划，称教育计划为“学校的宪法”，“必须坚决执行，不允许怀疑、动摇”。１９５３年８月２４日教育长徐立行做了关于第一期教育计划的传达报告之后，各教授会都对教育计划认真进行了学习，领会教育计划的先进性和科学性，研究如何执行。对于徐立行指出的“课程重、时间紧、要求高”的矛盾，纷纷表示要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努力在教学实践中加以解决。数学教授会的教师们表示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教育计划”，“遇到困难要主动想办法克服，绝不能有任何动摇。”孙本旺教授说：“我们对教学工作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要发挥创造性和集体智慧，克服任务重、时间紧的困难。”王长烈教员说：“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讲课，而是按照教育计划的规定，全面培养政治上、技术上、军事上、体格上都合乎要求的军事工程师。”

本科教育开始后，所有开课的教授会和教师，都首先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热情地向学员详细介绍所开课程对培养军事工程师的重要意义，指出这门课程与中学课程的联系和区别，说明课程的特点、重点、难点和学习方法，并且介绍所用教材的优越性，以增强学员学习的兴趣和学好的信心。在教学过程中，密切注意学员的思想动向，随时纠正不利于全面发展、不利于培养独立工作能力的偏差。化学教授会发现有的学员认为“化学容易学”，就立即发出对化学课不能掉以轻心的警告，说明不认真、不努力就难以学到真本领。投影几何教授会发现有的学员制图不认真，马上强调准确制图对军事工程师的重要性。高等数学教授会要求学员下功夫弄通概念；物理教授会要求学员努力打好力学基础；合同战术教授会强调技术不能离开战术。

讲课是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基本方式。教师对于讲课的重视和认真负责的态度，是旧社会的学校所无法相比的。他们不仅根据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重点系统地组织材料，深刻地揭示知识的本质，而且了解学员的学业基础和接受能力；既要满足多数学员的要求，也要照顾少数“尖子”和“困难户”；不仅要让学员听得懂，还要让学员学得会；不仅给学员讲课，还要深入学员中进行个别指导。

高等数学教授会罗时钧教授为提高讲课质量，不以一般地说明概念、定义、定理为满足，还要揭示概念、定义、定理的精神实质及其相互间的内在联系，一一列举事例，表明它们的真实含义。为使学员印象深刻，讲了正面又讲反面；为使学员不感到一条定理、一个公式的突如其来，还要详细交代它们是怎样从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又在社会实践中如何具体运用；为使学员认清定义、定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对表述定义、定理的语言逐字逐句进行剖析，指出少了一个字将如何，换一个词会如何，不这样表述又如何。除了上课，他还和助教一样在学员自习时到辅导室进行辅导，和蔼可亲地听学员提问题，耐心细致地启发诱导，指点迷津，还找学员班长商讨改进学习方法、帮助有困难的同学的办法。第一学期考试结束后，他谈到一个学期教学工作的体会时说：“过去我认为教师的任务就是上课，经过这一学期的工作实践，明白了教师不仅要讲好课，而且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都要对学员的学习进行领导。”

教师们把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体地落实到了全心全意为学员的学习服务上面，只要有利于学员学习的事，再辛苦、再琐碎也愿意做。物理教授会刘绍唐教授为使学员的学习负担均匀，巧妙地组织教学内容，使难点稀释、分散。理论力学教师王连起了解到学员学习负担重，就考虑怎样才能既减轻学员负担，又能把课讲好，便在讲课的内容上下功夫。每堂课都周密组织教学内容，反复修改讲稿，分量比过去减少了一半，而中心、重点却更加突出，各个部分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讲课的时间缩短了，学员反而听得明白，能抓住要害，作业也不觉得困难了。他还从节约学员的学习时间出发，课堂上说话、板书都字斟句酌，词语简炼、准确，没有废话，不让学员有噜苏、冗赘、拉杂之感。数学教师吴洪鳌为使学员易于听懂新课，上课总要提前来到教室，把前一堂课讲过的内容简要地写在黑板上，使上、下两节课的内容衔接起来，不让学员感到突然。他处处为学员着想，连黑板怎么摆才便于全体学员都能看清板书，讲话音量如何控制才便于全体学员都能听清并引起注意，都考虑得很周到。物理教师罗芳本讲课时唯恐妨碍学员看黑板上写的字，从不背台站立，而且讲课时始终振作精神，以自己高昂的讲课情绪激发学员的听课情绪。数学教师汪浩以学员能否听懂、学会作为衡量自己讲课质量的标准，虚心考虑学员提的每一条意见。学员反映他讲话稍快，有的地方没听懂，他就意识到：这不是讲话快慢的技术性问题，而是自己的主观主义思想作怪，把学员“应该”知道的东西当作学员“已经”知道了的东西，所以三言两语，一滑而过，造成学员学习的困难；于是加强对学员学习情况的了解，从学员的实际水平出发，讲清问题。他不仅认真采纳学员提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也能细心琢磨，从中体会学员的学习思想状况。物理教师邓飞帆备课、讲课都从学员的实际情况出发，设身处地替学员着想。备课时他首先思考讲这堂课要帮助学员解决什么问题，建立什么概念，掌握什么定律，领会哪些名词术语？课程内容中哪些是并列关系，哪些是从属关系，哪些先讲，哪些后讲，讲这些对学员下一步学习有什么好处？经过这样的思考，可以加深对课程内容精神实质的理解，能够发现自己还有哪些问题还未彻底搞清，也能发现教材的不完善之处，以便在备课阶段加以解决。这一阶段他还细心分析、估量学员的实际水平，哪些内容易于接受，哪些难于接受，怎样讲才能提高讲课效果。讲课时他努力使学员集中精力于听讲和思考，每讲一个问题，首先把问题清楚地向学员提出，告诉他们已经学过了什么，现在又有什么新问题需要解决，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有哪些。讲解之中，尽量给学员创造一个有问题可想、有路子可通、有时间思考的条件。发现学员的思路被直觉建立的概念引入不科学的误区，就立即指出这种由直觉建立的概念和物理学上科学、严格的概念的区别，以便把学员从迷途中拉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每讲一个问题，都要做简明的小结，好让学员记下要点；每当讲解转向下一个问题时，必先提醒学员注意，免得学员思想掉队，思路脱节。他说：“讲课不仅要注意讲授内容的联贯性，还要注意学员听课时思路的连贯性”，否则就会给学员造成困难，影响听课效果，耽误学员宝贵的听课时间。化学教师骆韫珠经常观摩水平高的教师讲课，她听了邓飞帆的课，非常佩服，便请邓飞帆也听一听自己讲课，帮助自己纠正缺点。海军工程系海道测量教授会主任刘恩兰教授，是我国第一位获得英国牛津大学自然地理学博士学位的女科学家，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环球考察北美及欧亚社会地理、自然环境、风土人情的女学者。她以极其负责的态度从事教学工作，把培养高质量的军事工程师视为最神圣的事业。她从不以名教授自居，而认为自己缺乏军事、战术知识，讲专业课难以结合战术，不利于学员的成长，便老老实实跟着学员去听战术课，认真学习战术知识，根据海军战术的要求改写自己的讲义。科学教育部受到她的行动的启发，指示各系普遍为专业教师开设军兵种战术知识讲座。机械工艺教授会主任张凤岗教授不满足于讲好自己所开的课程，还考虑与各有关教授会协作、配合，共同培养学员。开课之前，他主动到其他教授会去，对相关课程的任课教师介绍机械工艺学教学大纲的内容，和他们探讨各门课程之间的协调配合的问题，避免教学内容的脱节或相互重复。助教吴裕祥对所辅导的学员班中少数学习吃力的学员念念不忘，一到晚自习时间，就跑到辅导室，对他们逐个地、轮番地进行指导帮助；每次批改作业，都要记下所发现的各种大小问题，如果是个别人的问题，就在自习时个别帮助解决；如果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就在上练习课时进行集体指导。

当时教师的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和忘我精神非常感人。炮兵工程系内外弹道教授会初建时只有八、九个人（教员２、助教３、实验员３～４），却承担了全院五个系的枪炮外弹道学、火箭外弹道学、航空外弹道学和弹丸空气动力学课程的讲授和实验任务，建成了包括射击实验室和Ｍ＋１—３风洞实验室在内的系列实验室，编写出枪炮弹道学讲义４种，火箭弹道学讲义１种，弹丸空气动力学讲义１种，翻译出版专业书２册。教授会负责人浦发副教授除做组织领导工作，还给３个班讲课，喉咙嘶哑了也不休息。

教师中也有少数人残留着旧社会“教书匠”的作风，闭门备课，照本宣科，上课不管学员听懂没听懂，下了课很少与学员接触，讲了一两个学期的课，还叫不出几个学员的名字。教授会经常对这种缺乏责任心的现象开展批评，称这种现象为“管教不管学”。

　

（七）学员的高度学习自觉性

军事工程学院的学员，经过对毛主席《训词》和教育计划中培养目标的学习，产生了强烈的光荣感和使命感，认为“学习是毛主席交给自己的任务，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和委托”。表示“要为祖国学习，为人民学习。”“学不好对不起党和毛主席，无法向祖国和人民交代。”无论是预科学员，还是本科学员，学习的自觉性都很高。由于课程门数多，教材难度大，要求高，进度快，学员的学习负担普遍比较重；而从部队招收来的学员，文化基础一般都比较差，年龄偏大，虽经预科半年文化补习，学习仍很吃力。面对学习上的重重困难，同学们不是畏惧退缩，而是勇往直前。他们说：“在困难面前，或者是战而胜之，或者是举手投降，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而革命者是从不向困难屈服的。”无论是学习成绩好的、学习成绩差的，都同样勤学苦练。有位专科干部感叹的说：我们科的学员只有成绩高低之分，而无用功、不用功之别。学员对时间的珍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一分一秒都不轻易放过。有些学员平均每天学习时间长达十多个小时。如果没有严格的作息制度，学习时间还会更长，中午不休息是普遍现象，都把星期天和节假日当作难得的学习机会。整个学期不上街、不看电影的大有人在。有些学员从入学到毕业，不知道斯大林公园（哈尔滨江边公园）在哪里，不知道太阳岛（哈尔滨江上风景区）是什么样。各级领导干部不是担心学员不用功，而是担心学员身体搞垮。基层干部不是督促学员好好学习，而是督促学员好好休息。有的单位，在一段时间内领导上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一到课外活动时间，就把学员统统赶出教室，星期天辅导室（学员自习处）一律锁门。１９５７年１～２月间，空军工程系六科三年级学员不度寒假，也不回家过年，而是集体写信给他们崇敬的数学教授孙本旺，请求他利用寒假帮助他们补学一些专业学习所必需的数学知识。孙教授愉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天天去给他们上课，楼外是雪地冰天，教室里是春光融融。教授娓娓地讲，学生凝神地听。师生同在神奇的数学迷宫中幸福地探索、畅游，都觉得这是假期中最幸福的时刻，最有意义的活动。

空军工程系无线电技术科第一期学员郭群舫（女）学业基础差，参军后没有机会复习，是学习中的困难户。但她不向困难低头，一遇到困难，就想起在抗美援朝战争前线那次带病护送伤病员回后方的经过：由于中途同部队失去联系，五昼夜没吃到东西，经过千难万险，硬是把伤病员送到了指定地点。她问自己：现在学习条件这样好，这一点学习困难，算得了什么？她下定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苦学苦钻，努力改进学习方法，学习成绩稳步上升，经过几个月的文化补习教育，闯过了入系关，第一学期的测验、考试，成绩就都在四分、五分之间。

空军工程系航空工程科第一期学员彭铮，也是学习上的困难户。专科党支部鼓励他坚定学习信心。他想：“学习就是克服困难，叫苦不能解决问题，想办法克服困难才是出路”。上课时他专心致志听讲，听不懂的地方，做个记号，跳过去，思想继续跟随教师讲解的路线走。复习时先回忆教师所讲的内容，有什么公式？是什么条件？计量单位多少？符号代表什么意义？一一想清楚。凡是教师强调的问题，他都认真钻研，实在想不通，就请教同学，或找助教指点。求教别人时不怕献丑，先陈述自己的认识，让人家了解自己的毛病所在。经过指点之后，他不以听懂为满足，而要自问：为什么他这样想？自己为什么不能？经过几番自问和思忖，道理想透了，规律性的东西找到了，才去做作业。

炮兵工程系雷达科第一期学员同祁，入院后经常问自己：党把我从工作岗位上调来学习，费这么大劲培养，为的是什么？不好好学习，成不了合格的军事工程师，怎么对得起党？他下定献身国防的决心，把研究军事科学技术作为终身职业。学习中他严格按教师和领导的指示办事，认真对待各门功课中的大小问题，概念、定理没弄通，决不做习题。开始时画不好工程画，经过苦心练习，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开始时画不好地形图，经过勤学苦练，也达到了正规要求。在投影几何和俄语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也都被他一一战胜了。每次测验、考试基本上都是五分。他向同学们谈学习体会时说：“学习科学技术，来不得半点马虎。学习是艰苦的脑力劳动，没有捷径可走。”

第一期学员分系时，有些人想分到空军、海军工程系，不想分到工兵工程系。而分到了工兵工程系筑城科的梁炯均却对同学们说：“各兵种都是国防建设不可缺少的部分，人民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学习中他对各门课程都很重视，说“既然是教育计划规定的课程，当然是国防建设必需的课程。”他是广东人，学俄语发音困难，但毫不气馁，走路时也练，睡觉前也练，一有空就练，很快就闯过了难关，取得了好成绩。他当了班长以后，学习更努力了，因为还要起表率作用，而且要组织好全班的学习。他对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志的帮助，特别热情。他说：“建设现代化国防，靠少数人不行，必须大家都学好了才行。”

工兵工程系筑城科第一期学员何怀德，学业基础很差，入院时连大代数、解析几何都不会，中学时学的化学也忘光了。在困难面前，他常想起朝鲜战场上敌机狂轰滥炸志愿军阵地的情形。当时制空权掌握在敌人手里，他徒有一腔怒火，却没有办法把敌机打下来。一想到这些，就产生了发愤图强的力量，不管学习困难有多大，他都能咬紧牙关，沉着对待。他暗下决心：“别人能学会的，我也一定要学会”。他抱着“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的态度，不急不躁地一个一个攻克难关。不怕进度慢，只求能学会，终于扭转了学习上的被动局面。

空军工程系无线电技术科第一期学员何毓梁不论在平时还是在期末复习考试阶段，都表现出了高度的学习自觉性和端正的学习态度。他从不以获得高分、及格、升级作为复习考试的目的，而是把复习考试阶段作为深化、系统全期所学知识的大好时机。他不是考什么才复习什么，而是采取“全面复习、重点深入”的方针。在复习物理中的电学部分时，他根据各种定理、定律之间的因果关系，安排复习次序。复习了库伦定律，就进一步追根溯源地复习电场概念，然后复习与电场密切联系的场强、电信、介质等概念，弄清其在电场中的极化、导体、电能以及电容器的相互作用力，电容器的串和并联等问题。在全面复习之后，又对高斯定理、电感线、电信梯度、平行板相互作用力等重点内容进行深入研究。他说：“平时认为已经弄懂了的问题，一深入进去，就发现并没真懂”，就立即向同学或向助教请教，直到完全弄明白了为止。复习重要的概念和定理时，他总是首先考问自己一番，然后翻阅课本核对，如果理解无误，就用来推导公式，在推导中进一步寻找模糊点，逐一加以解决。复习中他还注意弄清平时来不及研究的基础公式的来龙去脉，其些符号的物理含义，某些繁琐的运算单位，如速度、力、功、功率的厘米克秒制和仟克米制的换算关系，绝对单位与实用单位的换算关系，一个分子、一克分子、任意质量的物理量、尔格与卡的区别，等等，经过这样的复习，“五分”、“全优”的考绩，当然是瓜熟蒂落了。

工兵工程系部队机械装备科学员谭国玉，入学前只有初中一年级的文化程度，是部队保送到军事工程学院来深造的。在１９５３年新生大队文化补习教育期间，他对所补习的高中数、理、化课程一窍不通，上课听不懂，下课看不懂，作业不会做。头两个月测验，没有一门功课及格。在按文化程度重新编班的考试中，五门功课一共只得了７分（当时实行五级记分制）。苏联顾问团对学院招收这样的学员颇有意见，说“这是最高学府，怎么能收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谭国玉觉得学习太困难，越往后日子将会越不好过，坚决要求退学回部队。陈赓院长了解到他家是四代雇农，七岁就给地下党送信，十七岁参加东北抗日联军，解放战争中参加过辽沈战役，从东北一直打到广东，多次立功，是第四野战军某部“老虎连”的指导员，来院后学习刻苦，上进心强，想破格留他继续学习，想办法把他培养成材。听说他要求退学，便把他叫到小平房自己家里，边吃饭边批评教育，说：“你口口声声喊‘人在阵地在’，实际是啥也不在，给你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不好好学习，还要求走！”从此，谭国玉下了坚持学到底的决心，表示：“死也要死在这里！”他以“人在阵地在”的劲头攻文化堡垒，在跟全班同学继续补习高中文化的同时，决心在短短的五个月内挤时间系统地补习完初中、高中数、理、化。他把一切可以挤出的时间都用于学习。晚上熄灯以后，一个人溜出集体宿舍，站在走廊、过道的路灯下学，有时躲进有灯的锅炉房里学，实在躲不过去，就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照着学，恨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统统用于学习，侵占他的时间，哪怕一分一秒，就好像是割他的肉，要他的命。他把什么时间都利用上了也不够，只好侵占少得不能再少的睡眠时间，不仅中午不休息，夜间也整宵整宵地不休息。因为睡眠严重不足，伙食再好也吃不下饭。队上、班上每周都要发生一两次“谭国玉不见了”的事故，每次都发现他晕倒在锅炉房里、地下室里和拐拐角角而有灯光的地方，把他抬到门诊部抢救。各级领导、任课教师和班上同学都被他的拼命精神所感动，尽管门门功课考试不及格，尽管苏联顾问团啧有烦言，院领导还是决定让他拼搏下去，希望他能取得最后胜利，曾给教师打招呼：谭国玉考试不及格干脆别给分，免得引起非议。数、理、化教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同情心给谭国玉辅导、补课，白天上大课，晚间上小课，化学教师时明曾为他的学习急得掉眼泪，队干部更是成天为他操心。然而，谭国玉学习上有两大优点，一是刻苦，二是踏实。他不爱面子，不务虚荣，不懂就是不懂，决不装懂，而且不断自我测验，不怕当众暴露错误闹笑话，课堂上教师只要提问，他总是第一个举手，无论答对答错，他都觉得有收获。在文化补习后期的一次数学测验中，谭国玉第一次得了三分，他感到无比高兴，教师、同学、领导都为他高兴；不久化学测验也首次得了三分，物理测验也第一次及格了。然而，此时的谭国玉，已经消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

１９５３年７月２０日开始的文化补习教育结业考试（也是升入大学本科的考试）中，谭国玉只有数学一门及格，物理、化学都不及格。按规定，一门不及格还可以作为试读生入系试读一年，两门不及格就要退学了。别人因为要退学而忧心忡忡，谭国玉反而如释重负。他想：“这一下可以跳出苦海回部队了。”这时陈赓院长再次把他叫到家里，说他苦大仇深觉悟高，学习刻苦进步大，虽然考试有两门不及格，完全有希望学好。告诉他院党委决定破格把他分到工兵工程系试读一年。谭国玉对于党如此信任、关心自己，感到无比温暖，虽知试读期间将有更大的困难在等待自己，然而他战胜了一切消极情绪，痛下为党的事业攀登科技高峰的决心。从此，再也没有萌发过“想走”的念头。

由于在近半年的文化补习教育中一步一个脚印，没有一点虚假成分，虽然考试成绩不好，但知道问题之所在，摸到了学习的门径。试读过程中他不但一如既往地刻苦，而且注意改进学习方法，注意弄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笔记完整，小结及时，边学大学课程，边复习巩固中学课程。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只有个别功课不及格，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功课全部及格，由试读生转为正式生。到第二学年的上学期，考试出现了四分，下学期考试出现了五分。第三学年上学期“消灭”了三分，下学期考试所有的功课都是五分，而且从此“消灭”了四分。专科和系的领导干部既高兴，又怀疑；教师也不大放心。每到期末考试时，系、科首长都到考场观察检查，看他得了五分，就另外抽一张试题卡片让他再答，结果还是五分。有一次考试，系主任唐凯、科主任林铁峰都到考场作陪，还给他送面包。谭国玉对他们说：“请首长放心，这次我准能考五分，你们就不用在这里了”。考试结果，果然是五分。主考对他进行口试时，听完他的回答，总要从各个侧面提问，直到确信他真正懂了、会了才罢休。

然而苏联顾问团对谭国玉的学习成绩仍抱怀疑态度，工兵工程系的苏联顾问克拉辛柯夫每当谭国玉抽题作答时，都到考场观察、监督。在铁的事实面前，也服气了。他对专科主任林铁峰说：“在谭国玉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战无不胜的”。首席顾问奥列霍夫为谭国玉的学习曾和副院长刘居英打过赌，最后也只好认输。

学员把军事工程学院当战场，视学习为战斗，主要的愿望是不负党和人民的委托，最为担心的是难以在四年内完成学业任务，毕业出去不能胜任工作。至于个人、家庭、未来的生活是无暇考虑的，也不屑于去考虑。曲径回廊，花荫月下，找不到谈情说爱的男女，只见思想互助、心得交流的战友和抓紧点滴时间研究、布置工作的班干部。到１９５４年３月１２日，在第一期１１６名试读生中，除１２名仍然跟不上进度之外，均转成了正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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