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大跃进”的年月

《哈军工》——任学文著

本章目录

（一）从勤工俭学到技术革命（901数字计算机的研制）

（二）教学改革的起步

（三）学院的分建和改建（了解军工历史之必读章节）

（四）抓生产，抓生活，渡过灾荒

　

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年月里，军事工程学院党委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从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０年，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有些运动是全国全军性的，与教学、科研没有直接关系，如下放干部、反浪费反保守、反右派补课、反右倾机会主义等；有些运动直接关系到教学、科研，如勤工俭学、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反教条主义、教育革命等。这两类性质的运动，都对学院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与此同时，增加招生数量，增建专业，在苏联专家全部撤离后实行分建和改建，培养目标、教学方法、组织形式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这三年有严重的失误，有些方面也有显著的进步。失误在于盲目膨胀，人员大进大出，工作大起大落，“反教条主义”错误地废除了学习苏联时建立起来的规章制度，“反右补课”打击了一批忠心耿耿的老干部，“学术批判”伤害了许多勤勤恳恳的老教师。进步在于科学研究中敢想敢干，教学、科研、生产紧密结合，既顶住了苏联撤退专家的压力，自力更生创办尖端专业，完成了学院的分建、改建任务，又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坚持教学不断线，按计划完成教学任务，并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抓生产、抓生活、抓劳逸结合，渡过了天灾人祸造成的生活资料严重匮乏的难关，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进一步显示出学院党委和各级党组织的坚强战斗力以及师、生、员、工良好的政治素质。

陈赓早在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就上调中央军委任副总参谋长，但仍兼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与政治委员两职，而且重病在身，自１９５５年１１月回院授衔以后，再也没有返回过学院。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６日，中央军委任命谢有法为军事工程学院代理政治委员，到院主持工作；５月１日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为政治委员；陈赓的政治委员的兼职被免。刘有光副政委也于１９５８年１月调到新成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任政治委员。１９６０年５月４～１０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军事工程学院第二届代表大会，选举刘居英、李焕、李开湘、陈赓、唐铎、张子明、张文峰、黄景文、戈果、赵阳、祝榆生、徐介藩、张衍、贺达、贺振新、薛克忠、谢有法、刘君杰、李懋之、王志廉、南敬之、张友亮、于达康、沙克、徐立行２５人为院党委会委员。由陈赓、谢有法、刘居英、张衍、徐立行、李懋之、张子明、李焕、张文峰９人组成常务委员会。陈赓为第一书记，谢有法为第二书记，刘居英、张衍为副书记。

１９６０的６月１８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职务编制军衔》，规定军事工程学院与军事科学院、高等军事学院、军事学院、政治学院的正副院长、正副政治委员为大将、上将、中将；教育长、政治部主任为上将、中将、少将；副教育长、政治部副主任、各部正副部长……为中将、少将、大校；部下属各部（处）长、系正副主任、教研室主任为少将、大校、上校……，参谋、助理员、秘书为中校、少校、大尉、上尉。

　

（一）从勤工俭学到技术革命

１９５７年底，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之后，随即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的是巩固反右派斗争成果，总结思想改造的经验教训，引导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此时，中央军委下达《关于动员十万干部转业复员、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学院掀起“下乡上山”、下放劳动锻炼的热潮，许多专科百分之百的学员申请下放，机关干部中有人一连写了七次申请书，老教师中也有多次申请下放锻炼的，办公楼和教学楼的大厅、走廊贴满了要求下放的大字报。从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２８日至１９５８年３月１０日，经过群众评议、单位平衡、党委批准，共下放干部８５１名（第一批２７９名是带职下放，锻炼期满，回院继续工作；第二批５７２名基本上作转业、复员处理），下放学员４６７名（本科生３６８名，预科生９９名）到农村和国营农场，其中有领导骨干，也有反右派运动中被内定的“中右分子”，还有学业跟不上或体质较差准备作正常淘汰的学员，都乘“下乡上山”之机一股脑儿下放了，造成了严重的后果。３月１３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发动群众开展“双反”运动。４月４日召开院、部（系）、专科、年级四级干部会议检查“三风”“五气”（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气、阔气、暮气、骄气、娇气），“从根本上反掉浪费和保守”，实际是执行中共中央１９５７年９月２日《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按照有人介绍来的中央党校的“经验”，搞反右派补课，重演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的做法，先动员鸣放，然后“梳辫子”上纲上线，把尖锐的批评视为“攻击”，把批评领导者个人视为“反党”，把揭露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视为“诬蔑”社会主义制度；重点批判了工兵工程系三名专科主任和炮兵工程系主任。小组会上还有１７人因有“错误”言论受到批判。会外，开展以知识分子为重点的“灭资兴无”（灭资产阶级思想，兴无产阶级思想）、“向党交心”和红专关系辫论等运动。

学员在揭发、批判教学领域中的浪费、保守现象时，响应院党委３月１５日关于“勤俭办学”、“勤俭生产”、“勤工俭学”、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掀起了利用课余时间参加生产劳动，在改造思想的同时为国家创造财富、节约经费开支的勤工俭学活动。院、系都成立了勤工俭学委员会，技术勤务部成立勤工俭学办公室。５月２～５日，教务部召开教学与勤工俭学双跃进经验交流会。经过鸣放辩论，提出了各种各样勤工俭学的倡议。有的班要求代替清洁工负责打扫教学大楼的卫生；有的班要求代替水电工负责维修全院的水电设备；有的班要求让学员课余到印刷厂、实习工厂当工人；有的班积肥、开荒、种菜；还有集资买理发、修鞋工具，为群众义务理发、修鞋的。空军工程系主任唐铎、副主任戴其萼带领学员下煤矿挖煤。在京的陈赓院长听说唐铎、戴其萼带学生下矿挖煤，打电话批评说：“教员、大学生都去挖煤，办‘军工’干什么？国家花那么多钱办学校，难道就为了学习挖煤？”他说，勤工俭学不能脱离专业教育。

经过引导，勤工俭学方式逐渐向结合专业学习、既能创造财富、又能提高业务能力的方向发展，而且得到了教师的支持。空军工程系第三科的师、生生产４．５ＫＷ以下交流电动机，计划年产１１００台；第四科的师、生生产仪表和收音机。刘景伊教授为黑龙江省广播管理局设计电视台当时国内尚无电视。和超短波通讯台，带领青年教师和学员制成超短波发送机２台、接收机５台；第五科的师、生设计飞机场，勘测公路。炮兵工程系第四科师、生试制成功硝铵炸药和细菌肥料，还办起了硫酸亚铁厂，与黑龙江省工业器材公司签订了每月供应一吨硫酸亚铁的合同。海军工程系第一科接受了黑龙江省航运局委托的设计４００匹马力防汛指挥艇的任务。

装甲兵工程系４０３专业的师、生与实习工厂合作，不到一个月，就试制成功以煤气代替柴油（当时国家油料紧缺）的松花江８号拖拉机，受到黑龙江省的重视，与学院签订了年产１２００台的合同；４０４专业的学员为院汽车队设计吊车。工兵工程系第三科师、生苦战１５个昼夜，完成黑龙江省水利厅委托的设计冻土破碎机的任务；第一科四年级学员要求结合专业学习，承包院区道路的修筑任务，得到系领导的批准和院基建办公室的支持，立即投入勘测、设计、备料、施工劳动；第四科５８—５４５班学员在对系工艺室和哈尔滨市两个锯木厂进行调查后，提出利用本专业机械实验室的设备办机械修理厂和锯木厂的方案，规定全班同学每人每周参加劳动１６个小时，３年实现生产自给，５年达到４级工的技术水平。《工学》报刊登了他们的倡议书，各系学员积极响应，纷纷筹办小型工厂。全院小型工厂最多时达到６６个。院属机械工艺教授会主任张凤岗教授带领青年教师和实验员利用实验室的设备制成机械手，为实习工厂生产５２２型机床制造零部件，还准备为大批生产松花江８号拖拉机成立齿轮工段和变速箱工段。

院党委总结学员勤工俭学活动的经验，确立了“九、二、一”制度，即每年以九个月进行教学，以两个月参加生产劳动，一个月休假。指出学员勤工俭学的四个方向：为本系、本专业的实验室设计、制造、安装器材、仪器、设备；为部队设计、试制、检修武器装备；为国家新式武器装备的试验提供服务；为工农业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试制、生产机械、电器、化学设备。据１９５８年６月统计，全院在以上四个方面列入计划的勤工俭学生产、服务项目共１６９个，试制成功了的产品有１０５种。

教师、学员中有不少人担心长期搞勤工俭学，无法完成教学任务。院党委认真研究了刘少奇１９５８年５月３０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我国有两种主要的教育制度，“一种是现在全日制的学校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的讲话，认为军事工程学院是全日制学校，不宜实行勤工俭学。１９５８年秋冬学期开学后，停止了勤工俭学活动，教学秩序恢复正常。而伴随着勤工俭学活动兴起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由于同部队改进武器装备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有了强大的推动力，因而能够继续迅猛发展，形成了建院以后空前活跃的“大搞科研、猛攻尖端”的热潮。

海军工程系第五科的老教师、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员经过几个昼夜的努力，针对国防建设上的缺门，研制出过去认为高不可攀的铁淦氧磁体，为建立６０１骚音站提供了关键性材料。对此表示怀疑的苏联专家，看到了样品，也表示钦佩。当他们制成铁淦氧电声转换器、磁鼓伸缩率超过荷兰同类产品时，国防部和海军司令部分别于７月２９日、８月１４日致电表彰和祝贺。这项成果使全院人员看到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意义。３０７教授会青年教师柳克俊和３１４教授会主任慈云桂，只凭一本俄文、一本英文科普读物提供的一点信息，就于１９５８年４月初开始研制海军部队急需却从未见过的电子数字计算机，一个月就设计出草图，四个月就使中国历史上第一台用电子管做的命名为“９０１”的舰载电子数字计算机问世。在向院领导报捷时，当场进行了操作表演，再一次给全院人员以莫大的鼓舞。在此激动人心的时刻，院属各基础课教授会的教师和各系专业教授会的教师无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谁都不甘心在此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革命的潮流中无所作为。

院党委因势利导，提出“面向部队搞科研”、“科研为部队服务”的方针和“迎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的口号，以系为单位，以研制一两件主要武器装备为纲、带动其他项目的研究，进一步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形成全系科学研究的协作网络，发挥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优势，群策群力，攻克难关。空军工程系以研制２．５倍音速、２．２万米高度、对付当时最先进的Ｂ—５８轰炸机和Ｆ—１０５战斗机、代号为“东风—１１３”的高速歼击机为主，实行全系各专业的科研协作；空气动力学教授会的６００×６００超音速风洞，就是为设计“东风—１１３”研制出来的。炮兵工程系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大力加强射程远、威力大、机动性能高的新型火炮”的要求，提出以“四炮”（联合体小高炮、２４０增程迫击炮、１３０和１５２加农炮）“一仪”（火炮射击指挥仪）为纲，带动橡胶火药、１６０增程弹、三无枪（无火、无声、无烟）、双级火箭、电子引信、１１万烛光照明剂等项目的研制，实行全系科研协作。海军工程系以研制对付航空母舰的０３２型袖珍潜艇、２２８号水翼艇、３３号气垫船和“９０１”鱼雷攻击射击指挥仪为主，带动双５７舰炮、适合我国海域的３３１鱼雷快艇雷达、２０号双平面自导非触发鱼雷、潜艇推进电机以及水声设备——６０４声速梯度仪等项目的研究。装甲兵工程系以研制６３式水陆两用坦克和快速布雷车为主，带动轻型坦克变速箱、空气悬挂装置、３Ｋ转向机构、试验车、内膛枪、震荡电弧堆焊设备、大功率超音波洗器等项目的研究。工兵工程系以研制自动平路机、电动震动式植椿机、中型自行舟桥和全军制式移动电站系列为主，实行全系各专业的科研协作。系与系之间也有协作，如几种大口径自行火炮由炮兵工程系和装甲兵工程系合作研制；中型自行舟桥以工兵工程系为主，由装甲兵工程系和海军工程系协助研制。

院党委又决定从第二期毕业班学员开始，根据部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把毕业设计改为“真刀真枪”的任务设计，把单人设计改为学员、教师、实验员三者结合的集体创作。毕业设计内容进一步结合各军兵种部队武器装备的改进和新式、尖端武器装备的研制。教师和学员一道下工厂，边设计，边试制，形成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海军工程系第六科主任顾懋祥教授带领毕业班学员和青年教师外出进行任务设计时，不仅和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在火车上帮助列车员打扫车厢，在工厂和工人打成一片，一点专家、教授的架子也没有，完全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受到群众的称赞。到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几乎全体毕业班学员、部分四年级学员、将近６０％的任课教师都在院外３１个城市、７６个工厂参加科研设计、试制工作，人数最多时达到１００２名。当时，已完成设计任务、正在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工厂试制的新式武器装备共有３３件；正在设计过程中的还有数十件。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司令部、第一机械工业部、国内和军内的科学研究机关以及兄弟院校对军事工程学院的学员、教师给予了热情有力的支持，很多项目是和兄弟单位共同研制出来的。

军事工程学院的苏联专家对于学院轰轰烈烈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起初抱着观望态度。经过“务虚”（向他们介绍情况，说明道理），也能热情支持。首席顾问格瓦廖夫和各教授会的专家在院、系召开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成果报捷大会上表示：“要和中国同志一样跃进，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有的打破每日八小时工作的常规，下班后请教师到自己的宿舍去研究问题。有些技术难题的解决，也得到了他们的帮助。

在１９５８年７月之前的短短五个月的时间内，全院各单位取得的科学研究成果共有３２１项：从７月到１０月，又取得成果３８１项。其中有浮夸成份，也有一些项目因为方向不对头或材料、工艺不过关而中途下马；有的项目虽然设计了出来，而且做出了样机，但离定型和装备部队还有遥远的距离；有的项目虽已接近成功（如东风—１１３歼击机、０３２潜艇……），因为投入的人力太多，影响正常教学任务，不得不移交给国家科学研究机关。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的科学研究中，不仅老教师发挥了重要作用，青年教师也脱颖而出，崭露头角，高年级学员、教学辅助人员和技术工人也成了有生力量。科学研究已经从仅仅为教学服务的初级阶段进入了以应用研究为主的新阶段；教学工作与科学研究互相促进、难解难分的局面已经形成。这些都在军事工程学院的科学研究历史上具有划阶段的意义。

１９５８年８月１日，军事工程学院３６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成果汇报展览在北京展出。在京养病的院长陈赓无比高兴。他不顾病体，反复到展览室观看，并把当时在京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林伯渠、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陈毅、粟裕、黄克诚以及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都请去观看。同年１１月１２日海军工程系在北京公主坟海军大院俱乐部单独办了一个科研成果展览，展品有“９０１”计算机、水翼艇等２０余项。陈赓院长又请周恩来总理和贺龙、陈毅、徐向前、罗荣桓元帅等前往观看，先放映记录片、然后看展品。总理说：“水翼艇要进一步研究，搞成了，拿到昆明湖表演”。徐向前元帅强调保密。陈院长看了“９０１”计算机，决心在海军工程系办电子计算机专业，说：“计算机都做出来了，办专业就有条件了”。

１９５８年９月２日至１１日，国防部长彭德怀第二次视察军事工程学院，住在院区小红楼３号。他着重看各系的科研成果，并由刘居英、张衍陪同，到呼兰湖看了海军工程系研制的水翼艇和气垫船做试验，乘水翼艇在湖上航行一圈，高兴地说：“水翼艇快，可以打游击，以小打大，很适合我国的战略方针”。他对主持试验的顾懋祥教授说：“搞科学研究，不要怕失败，从失败到成功是客观规律。”指示“一定要保密。”在各系视察时，他反复强调加强各系、各专业之间的协作，说：“院党委有责任使各系相互了解，系党委要使各专业之间互相了解，保密只对敌人”。还说：“青年人方向一搞对头，敢想敢干，常常超过老年人”。在空军工程系和海军工程系都说：“设计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不是为了个人名利，你们要做无名英雄，趁人家不相信我们能搞出名堂的时候搞出名堂来”。９月１６日，邓小平副总理视察军事工程学院时，在空军工程系听系主任唐铎汇报说，“东风—１１３”歼击机虽然能够设计成功，但要把设计出来的东西变成现实，还有许许多多困难，鼓励说：“失败一百次，搞成功了，就是胜利。”在炮兵工程系听说正在研制的迫击炮增程弹能打７０公里远，高兴地说：“迫击炮打这么远，过去想都不敢想；要是搞成了，真了不起！”

炮兵工程系２４５班学员向传烈、２０５教授会技术员赵佐国为研制新型炸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空军工程系１２１４班学员王国光，在科学研究中触电牺牲。三人分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和模范共青团员。

　

（二）教学改革的起步

军事工程学院的教学改革是从反“教条主义”开始的。所谓“教条主义”，是指第一个教学周期向苏联学习而言；反“教条主义”斗争，从指导思想到具体做法都涂抹了浓重的“左”倾色彩。

军委总政治部早在１９５６年就要求军事工程学院反“教条主义”了。院党委认为学院教学工作还没有走完一个周期，学习苏联也刚刚开始，这时开展反“教条主义”，对教学工作不利。徐立行不承认学院有教条主义，认为反“教条主义”的提法不妥，说“不能打着灯笼找教条主义”。他担心“用狂风暴雨，教学就要搞乱”。１９５７年５月，总政治部又开会布置反“教条主义”，批评军事工程学院不执行中央的指示。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对参加会议的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主任张衍说：“你们为什么不敢反教条主义？”“为什么从去年到现在还不抓紧反，为什么要保护教条主义？”指责说：“总是强调你们特殊，有特性，对中央的指示采取什么态度嘛！”还说：“要反教条主义，就要拿出时间来，必要的时候要停课，毕业设计也可以停嘛！把教条主义解决了，教育就搞好了。学员之中也进行反教条主义，向领导上提意见。”最后问：“你通了没有？没有通回去好好想想。向二刘（指刘居英、刘有光）及其他同志传达一下。总之要反对教条主义，要发动群众。”拖到１９５８年８月，军委扩大会议批判训练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主席提出“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批评“有的同志到今天还坚持着错误路线”。此后，院党委才根据总政治部的通知，召开第一届党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１９５７年因为整风、反右未能如期召开，总政治部通知中也说可以采取党代表大会的形式），传达、贯彻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精神，提出：“以反教条主义为纲，检查几年来党委的工作”。陈赓此时不在学院，但对反“教条主义”有明确的态度。他说：一不要反到苏联专家头上；二不要反到老教师头上。院党委在讨论陈赓意见时，补充了一条：“三不要反到陈赓头上”。这次会议本来可以成为总结经验、纠正偏差、在第一个教学周期巨大成绩的基础上、使以教学为中心的各项工作更上一层楼的好机会。由于“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精神，对建院初期学习苏联的必要性和学习的成绩肯定不够，对学习中难以避免的某些偏差看得过重，把早已解决了的系、专科当初未设政治委员的问题说成“不加分析地搬用一长制”，并且上纲上线为“严重违背了我军的领导制度，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降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威力”；把对业务学习的严格要求和学员学习时间不可任意侵占的规定，说成“排挤政治工作，降低政治工作地位”；把苏联顾问团帮助起草的、使学院的教学工作在毫无经验时很快走上轨道的《军事工程学院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说成“教条主义产物”，而且忘记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延安整风精神，过分追究个人责任，把全心全意主持教学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教育长徐立行当作学院教条主义路线的代表，说他是“学院的一面白旗”，进行了长时间错误地批判、斗争，不仅伤害了好同志，而且使学院的领导核心发生了分歧。

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此时在军事工程学院调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情况，他说军事工程学院的教条主义问题“不是路线错误”。因病在京的党委第一书记陈赓在电话上表示：反教条主义“不能否定教育计划，不能否定建院以来的成绩”。会议后来将“教条主义路线错误”改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错误”，徐立行被戴上“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错误”的帽子。

会议进行中接到中共中央、国务院９月１９日颁发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求“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军事工程学院的党代表大会从此由反“教条主义”转入教学改革，以大会为中心，会内会外相结合，学习党的教育方针，揭发、批判“轻政治、重技术”，“轻实践、重理论”，“轻视体力劳动、重视脑力劳动”，“知识垄断”，“追名逐利”，“迷信外国、迷信专家”等“背离党的教育方针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然后辩论教育怎样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怎样与生活劳动相结合？围绕着院党委提出的培养目标、学制、三结合（教学、科研、生产）、组织体制、招生五个问题具体提出教学改革的建议。院成立教学改革办公室，掌握运动情况，整理群众“鸣”“放”意见，拟定教学改革方案。

在院党代表大会进行期间，总政治部主任谭政于９月２７日率领工作组到学院搞教学改革试点。听了教务部关于教学改革情况的汇报，召开了教学改革问题座谈会，帮助学院拟定教学改革方案。他在院党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说“学院的教育计划基本上是错误的”，当场遭到装甲兵工程系主任徐介藩的反对。徐介藩反驳道：教育计划错了，为什么培养出来的人是合格的？然而谭政主持起草的以否定学院教育计划为前提的《军事工程学院教学改革方案（草案）》，终于在１１月２８日大会闭幕前原则通过了。这个方案对学院各方面工作的改革都做了原则规定，对教育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如根据各专业的具体情况确定学制的长短，增加速成班为部队轮训师、团、营三级技术干部，增加尖端科学和工艺课程，等等。但是“左”倾思想在方案中处处都有反映，说“教学改革是两条道路、两种教学方针、两种教学思想、两种方法的斗争”，号召“以大破大立的精神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教学思想，纠正教条主义倾向”；要求“对学院现行的教育计划、教学制度、教学方法、领导作风进行彻底的革命”。方案把政治课的比重从原来的１０％左右增加到将近２０％，忽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系统教育，过分强调时事、政策等现实教育，把三个政治教授会合而为一，把政治教员下放到专科；把学员每学年的生产劳动时间从勤工俭学时规定的两个月增加到三个月（一般专业实行“一、三、八制”，少数专业实行“一、二、九制”）；增加招生人数，降低招生的文化条件（降低到初中毕业和高中二年级）；基础课和专业课不分先后，可以穿插进行，取消练习课，实行讲练合一；开展群众性的学习互助，实行评教评学，民主评定考试成绩；组织包括教师、学员在内的各门课程小组，集体编写教材；宣布《军事工程学院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等３０多种规章制度“急待废除。”对学院的组织体制也作了调整，将全院组织层次由院、系、专科、年级４级改为院、系、专科３级（装甲兵工程系无专科只有年级）；科学教育部已于１９５５年分为教务部和科学研究部，方案又将科学研究部合并到教务部；干部部并入政治部；物质保障部和队列部合并为院务部；教授会改称教研室，等等。

党代表大会闭幕后，教学改革转入修订教育计划阶段。根据教学改革方案的精神，修订了正在执行中的第三、四、五、六期学员的专业教育计划，修订了１９６０年以前将要开设的课程的教学大纲４８８种，第一次将生产劳动列入教学大纲。发动学员集体编写教材，因为学员自己还没学好，就去编写教材，只好抄书，很多都不能用，成了一堆废纸。１９５８年秋冬学期试行新创造的“单课独进”、“讲练结合”、“学习日制”等未经实践检验的教学方法；学员班普遍成立学习互助组。１２月２２日宣布废除《军事工程学院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等１１种规章制度。期终考试走群众路线，有的采取“群考群评”（自己考自己，自己给自己评分），有的采取领导、教师、学员三结合的形式评卷，出现了弄虚作假的现象，各系考试分数直线上升，教学质量直线下降。

由于过去的教学制度几乎全部废除，新的教学制度一时建立不起来，“破”与“立”严重脱节，教学工作无所适从；试行中的新教学方法（如“单课独进”）的严重后果不断出现。刘居英副院长在审查各系新教育计划时批评劳动时间过多和当兵时间太长，说“打破迷信不能打破科学”。批评数学教研室“出８道考题只有１道题是考理论的”。从１９５９年春夏学期开始，院党委要求教务部和各系加强教学检查，对课堂秩序、教学纪律、考试方法进行整顿，作了一些补充规定。对已经上报的教育计划又重新作了修改，加强了数学、物理、画法几何、机械原理４门基础课和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原理、无线电理论基础、脉冲技术、发送、接收、放大与整流、电动力学、电机学、动力气象１０门专业基础课。为使整个教学工作有所遵循，１９５９年８月组织力量起草新的教学工作条例。１９５９年秋冬学期开学后，院党委作出“整顿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的指示，工兵工程系于开学第一个月组织教学检查３０多次，专科主任、政委平均每人检查教学情况３次。１０月间这个系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检查，发动学员自我检查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同时对教师讲课、辅导的质量提出意见。在此基础上，召开教师、学员座谈会，研究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海军工程系各专科党总支组织教学检查小组，检查教与学两个方面的情况，统一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然后以专科为单位召开教学经验交流会。开课的教研室对教师讲课的要求也重新严格起来，恢复了试讲制度，凡新开课的青年教师，都要派老教师随堂听课。

１９５９年８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和军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以后，军事工程学院于９月１９日同时召开团以上、营以下两个党员干部会议进行传达贯彻，联系学院实际，揭发批判彭、黄对教学工作的“干扰”；对怀疑“大跃进”成就和人民公社优越性的７１人进行了批判，给其中４人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并于１２月间组织学员和非党干部进行反右倾、鼓干劲、保卫党的总路线的学习。在京的陈赓院长担心老教师在运动中受打击，指示刘居英带领他们（七级讲师以上８８人）在运动期间外出参观大跃进成就，从１１月６日出发，到长春、吉林、小丰满等地整整参观游览了一个月，于１２月１５日返回学院。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２３日，周恩来总理在哈尔滨主持东北三省协作会议期间视察军事工程学院。去以前对谢有法、刘居英说：“总是要到你们那里看一看的。”总理由欧阳钦、余秋里等陪同，首先视察刚成立的导弹工程系的导弹陈列室，看得很仔细，鼓励技术人员自力更生。然后到空军工程系看新研制成功、刚刚安装起来的超音速风洞，再次强调“自力更生”；看到操作人员用手开气门很吃力，说“你们要搞机械化、自动化”。在教学大楼看“东风—１１３”射击指挥系统研制情况时，听说材料、工艺有困难，说“困难总是有的，但可以解决，希望你们速度加快一点”。接着到炮兵工程系看几种火炮的研制情况。最后到体育馆游泳池看海军工程系无线电遥控舰艇模型表演。看到舰对空导弹准确地击中游泳池顶棚吊灯的铁罩时，高兴地鼓掌，连声说“好！”向技术人员询问无线电遥控的距离，说“遥测遥控对国防很有用，希望你们努力”。视察过程中，总理不断向谢有法、刘居英和海军工程系主任黄景文询问学员的学习、身体、伙食情况，指示对干部子女和工农子女要一视同仁，强调“工农路线”，防止干部子女特殊化。

１９６０年是个多事之年。在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根据新军委的指示，上半年组织全院人员学习有关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８个文件，开展学习毛泽东思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群众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运动，培养“三八”作风的群众运动，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的技术革新运动，掀起了“三保”（保卫、保密、保安）、在职人员突击学文化、突击除四害讲卫生和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的高潮，称之为“四大运动”、“四个高潮”。从领导到群众，多路进军，分头出击，疲于奔命。下半年根据全国教育战线形势和陆定一副总理《教学必须改革》一文的精神，深入开展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学术思想的新的教学改革运动，５月上旬举行的学院第二届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深入教育革命，进行教学改革》的决议。７月１２日政治部、教务部联合下达《关于开展教学改革的指示》。７月１５日召开教学改革动员大会，传达院党委关于新的教学改革工作的指示，８月１２日院首长向全院人员作《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深入开展教学改革运动》的报告。这一期间，分别召开老教师、青年教师和各系教学领导干部座谈会，征求对教学改革的意见。政治部和教务部还召开全院教研室党支部书记联席会，研究教学改革问题。总的指导思想是：“１９５８年的教育革命只是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面取得了成绩，还没有来得及改革教学内容。这次教改应集中力量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由此带动教学体系的改革，把毛泽东思想红旗插到教学内容及教学过程各个环节中去”，“破资产阶级的教学体系和课程体系，立无产阶级的教学体系和课程体系。运动的性质，既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又是一场复杂的学术思想斗争，是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这就混淆了学术问题、思想问题、政治问题的界限，把政治运动的一套做法搬到教学改革中来了。

在大鸣大放中，学员和青年教师一般比较积极，持怀疑观望态度的人也不少；老教师态度普遍比较消沉，有相当一部分人流露出抵触和不满情绪。

在学术批判阶段，除了学员对教师所讲的课程进行一般性批评之外，各教研室都确定了重点批判的课程，这些课程基本上都是老教师开的。批判时领导也强调注意政策，对事不对人，实际上都成了对老教师的围攻。态度比较积极的老教师，也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抱着以革命大局为重和在群众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的态度，有的主动要求当批判重点，但在听到过火的言词和毫无根据的指责时，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愤懑。有的系、有的教研室开展对牛顿、波尔、马克斯威尔等世界著名科学家的批判，学员中喊出了“打倒牛家店”、“挖学术祖坟”等错误而幼稚的口号。

８月中旬，传达了林彪在全军第八次院校会议上提出的“少而精、短而少”的教学原则和全国高等院校教学改革经验交流会的情况。看到全国都在搞学术批判，删减教学内容，压缩教学时间，而且“左”的劲头比军事工程学院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领导态度更加坚定，有的单位甚至提出“剥夺高级知识分子的学术资本”、“挖出资产阶级黑心，换上无产阶级红心”等错误口号。

到１２月底，全院在学术批判的基础上，对１７６门课程（占所开课程总数的３６．６％）进行了“七查”（查观点、查方法、查陈旧、查重复、查隔裂、查空白、查低浅）。然后修改教学大纲，提出“小改普遍、大改试点”的口号，大删基础理论课内容，高等数学基础部分的理论体系被打乱，教学时间由３００学时减至１３０～１７０学时；空气动力学课程中的基础部分亚音速内容删掉了，增加了新内容超音速，因为未学亚音速理论，超音速理论也学不好。在海军工程系进行专业体系“大改”的试点，改掉了许多不该改的教学内容，助长了一些青年教师狂妄自大的思想作风。

这次教学改革，是违反教学规律的一次盲目实践，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促人反省，使院领导和教务机关体会到教学改革的不易，必须谨慎从事，长期探索，不能简单地用政治运动的办法解决极其复杂、难以用政治标准判断是非的问题。

从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０年，是政治运动最多的三年。不仅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而且往往几个运动齐头并进。什么运动都要发动群众，都要群众参加。军事工程学院党委冒着风险坚持执行教育计划，采取各种灵活措施保持教学工作不断线。学院的几位领导，心中总是有一个老主意——培养军事技术人才离不开教学工作，不管搞什么运动，反正不能停课。第一个教学周期提出过“教学、运动两不误”的口号，１９５８年“双反”运动中提出了“整风、运动双推进”的口号，徐立行一贯主张“两个轮子要一起转”。反“教条主义”时眼看潮流顶不住了，干脆把政治运动列入教育计划，每年专门拿出几周时间搞运动（搞什么运动也不知道），反正教学时间不能侵犯。运动中不断地同“停课搞教改”、“改好了再上课”的思想作斗争。然而三年中也作过两次让步，一次是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反“教条主义”高潮时，决定学员用三周下午时间参加运动，上午照常上课；另一次是１９５９年８月“反右倾机会主义，保卫总路线”时，全院一、四年级学员和装甲兵工程系二年级学员及导弹工程系二、三年级学员的暑假时间被占用了半周，后来又给学员补了半周的暑假。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５日，贺龙元帅由罗瑞卿大将和刘亚楼、陈锡联、杨勇、王平上将以及萧向荣、周希汉中将等陪同，视察了军事工程学院。在九号楼院办公室听谢有法、刘居英汇报学院情况后，到海军工程系大楼门口与老教师及校以上军官合影，然后到各系观看教学设备和科研成果，在海军工程系着重听了０３２型小潜艇研制情况的汇报，在空军工程系食堂同学员一起吃晚饭，了解经济困难时期军事工程学院学员的伙食状况，贺老总边吃饭边同学员交谈。在视察学员宿舍时，他听说有个睡双人床上铺的学员，夜间起来踩伤了下铺同学的鼻子，十分关心，指示双人床上铺一律加栏杆和小梯，不允许再发生类似的事故。

　

（三）学院的分建和改建

全军只建一所综合性的为各军兵种培养技术干部的军事工程学院，是军队技术力量薄弱、各军兵种没有条件同时建立各自的高等技术院校时采取的措施。到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情况已经起了变化。由于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各军兵种所需技术干部数量日益增加，全军只办一所综合性高等技术学院不可能满足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军事工程学院此时也已具有相当规模，有条件帮助各军兵种建立各自的高等技术院校了。

在军委总参谋部主管科技工作的陈赓，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９日向中央军委提出关于军事工程学院分建和改建的建议，将炮兵、装甲兵、工兵三个常规工程系分出，交给有关兵种，扩建为单独的兵种工程技术学院；将空军工程系中的机场建筑、航空气象２专业和海军工程系中的舰炮、舰炮指挥仪、鱼雷、水雷、舰船消磁５专业与空军、海军已经建立起来的技术学校合并，使之成为比较完整的高一级的军种工程技术院校。军事工程学院的培养目标由维护、使用改为研究设计；保留空军、海军工程系中的尖端专业和１９５９年２月新建的导弹工程系；将附属于导弹工程系的原子科扩大为原子工程系；将空军、海军、炮兵３个工程系中的雷达、无线电专业集中，扩建为电子工程系。

刘居英根据陈赓建议的精神，于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３０日在第１５次军委办公会议上提出具体的分建改建方案。１２月３１日军委办公会议作出如下决定：将军事工程学院的炮兵、装甲兵、工兵３个工程系分出，分别成立炮兵、装甲兵、工程兵３个工程学院；责成刘居英与总参谋部防化兵部研究军事工程学院炮兵工程系中的３个防化专业是否分出另建防化兵工程学院的问题。１９５８年３月，中央军委决定将防化兵部所属之防化兵学校合并到军事工程学院炮兵工程系，作为筹建防化兵工程系的基础。１９５９年５月，防化兵学校３０余人由校长刘君杰带领，从北京迁到哈尔滨。全军工程技术院校形成三级分工体制，要求军事工程学院集中力量为国防现代化培养尖端技术人才，作出“尖端集中、常规分散”，“双方兼顾，照顾尖端”的分建工作指导方针。

１９６０年１月１１日，军事工程学院党委举行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军委决定，开始了分建的准备工作。院和分建、新建的系都成立了筹备工作班子。院党委第二书记、政治委员谢有法指出：分建中要以大局为重，搞好团结；军委虽有照顾尖端的指示，由于各军兵种院校初建，而军事工程学院已经建成，在师资和设备方面应尽量考虑各军兵种院校的困难，满足他们的需要。院党委确定以下原则：人员设备，属于哪个系原则上就跟哪个系分出；学员全部由系带走，以利人才的培养和损失的避免；专业课教师原则上随系移交；院属基础课教师因为学院分建、新建任务太重，只能支持最缺的，以后另给分出的单位培训；设备、器材有储备的，可以多给分出的单位一些。

１９６０年５月４～１０日召开的军事工程学院第二届党代表大会以分建、改建工作为主要议程。大会号召全院同志为完成分建、改建任务、培养又红又专的研究设计军事工程师而努力。此后，院党委常委多次研究、解决分建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与有关军兵种的领导磋商。炮兵工程系及系属军械研究所从１９６０年６月１日开始，分四批迁往武昌，与在那里的高级军械学校合并，建立炮兵工程学院；因为校址窄狭，不久迁往南京孝陵卫。工兵工程系从１９６０年９月２２日开始，分四批于１９６１年６月２２日全部迁到西安，与从长沙迁去的工程兵学校合并，建立工程兵工程学院；后又迁到南京市。装甲兵工程系于１９６０年１１月至１９６１年５月３１日，分四批迁往西安，成立装甲兵工程学院。１９５９年５月，防化学校合并到炮兵工程系后组建３个专科（专业）。１９６０年６月，正式成立防化兵工程系，有５个专科、７个专业，后于１９６１年８月分两批迁往长春，成立防化兵工程学院。全院共迁出１７个专业５４１名教师、２８２名教学辅助人员。与此同时，学院还帮助空军、海军、炮兵各筹建了一所培养维护、使用人才的导弹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的机场建筑和航空气象２专业，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３日移交给了空军（迟至１９６４年９月才办理移交手续），与西安的一个中等技术学校合并，组成空军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的舰炮、舰炮指挥仪、鱼雷、水雷、舰船消磁５个专业于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６日移交给了海军，与大连第二海军学校合并，组成海军工程学院。

此时，全院专业只剩下２３个，教师只剩下７００人。凭借这个基础，要根据中央军委１９６０年第５４次办公会议原则批准的《军事工程学院１９６０—１９６２年建设规划纲要》，加紧进行学院的新建改建工作。新建改建的重点是导弹工程系、原子工程系和电子工程系。

中央军委在筹建导弹研究院的同时，于１９５７年９月１０日批准军事工程学院呈报的关于设置导弹专业的计划，１９５８年在空军工程系设第七科，下设发动机、构造及强度、引导系统３个专业。由系主任唐铎兼七科主任，马明德教授为副主任。抽调董绍庸、张良起、周祖同、陈启智、曹昌佑、张寿宝等主持各专业的筹建工作。陈赓院长曾在北京接见第七科的教授、副教授等骨干教师，介绍世界各国发展导弹、原子弹的概况，鼓励他们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导弹、原子弹事业；决定第七科从１９５８年秋招收第一批学员。

１９５９年２月１５日，中央军委批准军事工程学院以空军工程系第七科为基础，并入炮兵工程系的火箭专业，成立导弹工程系，下设弹体设计、发动机、飞行力学、飞行控制、原子５个专科。戴其萼为系主任，李开湘为系政治委员。

１９６１年８月，在４个常规工程系分出之后，以导弹工程系中的原子科为基础，合并海军工程系的核动力专业，建立原子工程系，下设７个专业。祝玉璋为系主任，贺达为系政治委员，朱起鹤教授为系的副主任。导弹工程系剩下的４个专科扩建为７个专科１４个专业。由空军、海军、炮兵三个工程系中的雷达、无线电专业集中而成立的电子工程系，下设７个专科１９个专业。杜鸣珂为系主任，赵阳为系政治委员，慈云桂教授为系的副主任。空军工程系剩下的３个专科扩建为７个专科１１个专业。海军工程系剩下的３个专科。扩建为６个专科１１个专业。加上教务部新成立的数理力学科的物理、力学２专业，全院共有３２个专科６４个专业。

拟开设４８４门课程，其中新开课程２９７门，占全部课程的６０％。拟建高、精、尖、新实验室１１０个（新建８５个，扩建２５个）和为全军服务的军用原子反应堆１座。１９５８年１０月经中央军委批准、拨款２０００万元兴建的以试制武器装备为主要任务的大型综合机械加工厂，于１９５９年４月开工。还准备在内蒙古乌兰浩特一带建立第二基地。

招生人数，根据１９６０年１月在广州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的精神，也要成倍增加。在这次讨论军队建设规划的会议上提出全军５年需要技术干部３７万，要求军事工程学院培训４万（总干部部核减为３万）。当时，地方大学的培训任务也都成倍增加。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说：一个学校的在校学生顶多１万人。于是军事工程学院也提“办万人大学”。１９６０年招生２９０９名，１９６１年招生２２４０名，均超过往年招生数的两倍。因为全国只有军事工程学院的导弹、原子两个工程系是直接、对口为发展导弹、核武器培养人才的，为适应导弹、核武器事业发展的紧迫需要，招收高中毕业生按部就班培养是来不及了，便打破常规，从全国重点大学（包括学院自身）高年级学生中挑选德、才较好的到军事工程学院的导弹、原子两个工程系及其他系的有关专业插班直接学习专业课程，争取于１９６１年毕业，输送到急需人才的研究机关和实验基地去工作。１９６０年９月，军委总政治部取得高教部的支持，从全国各重点大学抽调４９７名品学兼优的高年级学生输送给军事工程学院，分到各系新办的尖端专业插班学习。

专业扩展，工厂扩建，招生数量猛增，导致大批调进干部（近千人），大批培训技工（接收１９５８年度复员战士７９４名），造成整个学院的膨胀和住房、食堂、物资供应……的全面紧张。

在筹建导弹、原子两个工程系的过程中，本想从苏联专家得到帮助。根据１９５７年中苏两国协议聘请的数十名苏联专家，从１９５８年起陆续来到学院，集中在刚成立的导弹工程系及其中的原子专业。此时的苏联专家，由于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党和政府改变了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和５０年代初来的苏联顾问、专家已经大不相同了。对于新专业如何建立，教育计划如何制定，课程如何设置，一概不予回答。提请他们解答的技术问题，能拖则拖，实在拖不过去了，就说：“我不知道”。有时经过认真准备，找他们谈一个问题，他们却东扯西拉，不着边际，最后是一无所获。设计出来的实验设备，请他们鉴定，他们只是耸耸肩膀，不置可否。有的专家曾给教师讲过一点常识性课程，也仅限于卖给我们的装备本身。有个专家帮助青年教师写核辐射课讲义，后来发现是从院内图书馆中早已有的一本苏联通俗读物上一字不漏地抄下来的。有个专家拿出一本《火箭技术问题》的小册子，也是从美国期刊上抄下来的。导弹控制专业的专家给教师们讲纯理论性的《变系数控制》，对专业建设毫无实际意义，却把一些青年教师引入歧途，浪费了不少宝贵时间。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中国研制导弹核武器的动向，打听中国核试验基地的情况。

原来对苏联专家满怀希望的领导干部和青年教师，在痛苦的事实面前，希望变成了失望，失望变成了愤慨，愤慨变成了发愤图强的力量。

１９６０年６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几国共产党领导人会晤时企图压服中国共产党，遭到了坚决抵制。７月，苏联政府突然片面决定立即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单方面废除两国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军事工程学院的苏联专家于８月２日至１５日全部撤离。院领导遵照中央“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多做工作”的方针，以礼相待。曾在９号楼院首长办公处通过译员，向他们全文宣读苏联政府给中国政府的照会及中国政府的答复，让他们了解事情的真相，然后按规定宴请、赠礼，派人把他们安全地送至国界。而且告诉他们：军事工程学院的苏联专家招待所（大和旅馆）原封不动，随时准备你们回来。有的专家行前暗中向学院的人员表示歉意，有的偷偷地把机密资料留给学院，有的反锁着房门，让教师在里面抄资料。

从１９５３年４月至１９６０年８月，应聘来军事工程学院工作的苏联顾问、专家累计１５８名，其中１９５３年来的８名，１９５４年来的５４名，１９５５年来的２０名，１９５６年来的７名，１９５７年来的３０名，１９５８和１９５９年来的３９名。

在学院分建、改建、新建、任务调整、苏联施加压力等一系列困难面前，全院师、生、员、工紧密团结在院党委周围，挺起腰杆办学校。谢有法在１９６０年４月９日党委扩大会议上说：“在艰巨的任务和困难面前，各级党委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上下拧成一股绳，把自力更生精神贯彻到各个方面，抓重点，抓难点，争时间，争主动。事在人为，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刘居英说：“这是学院的非常时期，是决定性时刻，成败在此一举。要动员全院同志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以创业精神和开天辟地的劲头，千方百计完成建院任务”。９月２１日，张衍代表院党委在正营、大尉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动员领导骨干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带领群众完成分建、改建任务，闯过难关，使学院走上更高的发展阶段。院党委还提出“老系帮新系”、“老系带新系”的口号，要求空军工程系、海军工程系、导弹工程系帮助新成立的原子、电子工程系克服困难。

新建、改建，等于在两三年内重建一所规模更大、技术水平更高的全新的军事技术学府，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缺乏师资。６４个专业需要教师１６００名，缺额９００名。请求国家调拨１９６０年度大学毕业生５５９名作为师资培养对象，只批准１４０名，实到１２０名，其中９名因条件不合又调往别处。不得已请求中央军委批准，从学院自己的第三、四、五、六期学员中拔出４３２名“青苗”（从第三期拔出６８名，从第四期拔出２１８名，从第五期拔出１２３名，从第六期拔出２３名），分到各系的专业教研室和教务部所属各基础课教研室（分给空军工程系１０８名、原子工程系６名、海军工程系６８名、电子工程系６３名、导弹工程系１４７名、教务部基础课教研室４０名），加紧培训，边学边教，“在战斗中成长”。教务部的数理力学班，就是根据张述祖教授的建议，为培训数理、力学师资而成立的。培养对象是从每年招收的新生中挑选。１９６０年办的两个班共有学员４２名，１９６１年办的两个班共有学员６０名。同时，在全院教师中开展业务进修活动，着重学好基础理论。全院共有６００名教师参加了院里组织的基础课学习。教务部各基础课教研室中９６％的教师参加了业务进修，由老教师为他们开出２５门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从１９５８年开始，长期在外参加“东风—１１３”飞机设计任务的以董绍庸教授为首的４２名教师（其中有２９名助教）在完成３３８项具体设计任务（占全部设计任务的９２％）以后，将设计任务移交给了新成立的国防部第六研究院，全部返回学院参加教学工作。在各新建、扩建专业从事建设的教师，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加倍努力，忘我工作。过去一名教师一学期一般只开一门课，有的只开半门课，现在有的教师一学期要开三门课。

在新建、改建中的另一个大困难是缺少尖端专业的技术资料。当欧阳昌宇教授奉命从分出的工兵工程系机械装备科主任的岗位上留下来参加筹建原子工程系、主持核武器设计科的时候，不但专业方面改行太大，而且原子弹在我国还是未知数，外国的原子弹资料更是无从获得。专业怎么建？课程怎么设？全无头绪。依靠院、系领导同国防部研究院取得联系，一次又一次地带领青年教师到对口的研究单位去请教专家，根据专家们透露的极有限的信息和参考性意见，回院推敲专业建设方案和课程设置范围。几经反复，逐步形成教育计划、课程体系、教学大纲及实验室建设规划。然后又根据专家们指示的方向和线索，到图书馆查阅国外期刊，摘录点点滴滴的公开资料，按学科要求，用集腋成裘法，编写出专业教材，再到有关研究院请有关专家审定把关。青年教师张若琪白天、黑夜在图书馆连续蹲了半年，从大量外国期刊中海里捞针，编写出１８万字的内爆力学讲义，经研究院专家审定后，成为五八级第一期原子专业学员的专业教材。为保证讲课“不砸锅”，坚持每讲必试。欧阳昌宇带头试讲，互相听课。闯过了开课关之后，便把精力转移到实验室建设上面，将一批复员战士培训成为合格的实验员。这批复员战士文化不高，政治素质很好，事业心强，干什么钻什么。有代表性的是陈刚，他只有初中文化，组织上责成他学会高速摄影，派他到某电影制片厂学习，他虽虚心求教，人家却对他保密。他不灰心气馁，见缝插针，细心观察，反复体会琢磨，终于掌握了全套高速摄影技术，开出了爆炸实验课。鉴于“大跃进”中炮兵工程系试制新炸药时牺牲了两名学员，院、系首长特别交代做爆炸实验要防止事故，确保安全。他们在哈尔滨市郊柞树林建立内爆、高能炸药、核燃料３个实验室，把放射性物质都保存在那里，建立了极严格的规章制度。在实验室建设期间，欧阳昌宇教授在柞树林和实验员共同生活、战斗了一年之久。

周祖同教授主持筹建导弹无线电控制专业时身兼两个教研室的主任。没有教材，也找不到资料，就凭自己掌握的电子知识，从研究苏联卖给我们的地空导弹无线电控制系统设备说明书和线路图开始，对导弹无线电控制系统进行探索，带领青年教师到国防部研究院对照实物进行分析研究，弄清整个系统是如何工作的。根据掌握这一套无线电控制系统所必需的基础知识，确定所应开设的课程，并将整个无线电控制系统分为若干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织大家分工搜集资料，编写教材。经过他的总纂，一种名为《５４３无线电控制系统》的专业教材很快就问世了，不仅自己使用，国防部研究院和一些兄弟院校也拿去使用。还相应地开出了发射设备、接收设备、统计接收理论、无线电概率论和信息论等专业基础课。他又带领一批文化不高的实验员加紧进行实验室建设，在实践中锻炼成长，短期内就为学员开出了实验课。

导弹工程系青年教师周曼殊从外国杂志上看到一张没有说明的图，受到启发，就因陋就简，大胆研制等离子火箭发动机，经过反复试验改进，终于产生了等离子火焰。而等离子发动机却因条件不具备没有做成，但实验室却因此有了热实验的热源，有了功率很大的发动机，有了电路、汽路、水路。周曼殊还在过去苏联专家讲课记录的基础上加上自己开展科学研究的成果，编写出《导弹总体设计原理》、《５１１１０》等新专业教材。

海军工程系和电子工程系的指挥仪、计算机专业，是在“大跃进”中研制我国第一代电子数字计算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慈云桂教授原是雷达教研室主任，他看准了电子计算机在未来科技发展中的地位，带领一班志同道合的青年教师投身于计算机的研究。他信息灵通，能随时掌握国内外计算机研制的动向；善于从实际出发，捕捉主攻方向；善于发现网罗人才，把具有各种专长的人组织到一起，为共同的目标贡献聪明才智；他不怕困难，敢担风险，有为事业一往无前的魄力，而且善于利用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不让精力消耗在无谓的劳动上。在研制４４１Ｂ—Ⅱ型计算机时，磁鼓价高、易坏，他敢于打破常规，甩开这个旧包袱，采用光电输入机，集中力量攻主机，使电子管计算机过渡到晶体管计算机，又过渡到集成电路计算机，计算机专业由一个发展为两个，再发展成为电子计算机系。教材都是科研实践经验的总结，实验室随科研的需要而不断添置、更新设备，从各专业学员中选拔苗子，组成计算机学习班，培养后备力量。青年教师柳克俊１９５８年曾对我国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的研制作过重要贡献，１９６０年领导一个代号为“９０１”的科研组，面对元件落后（当时国内只有体积很大的电子管元件）、加工手段落后等重重困难，大胆从事海军导弹指挥仪的研究，而从鱼雷快艇攻击射击指挥仪的研究开始。当辽河电子元件厂生产出体积很小的晶体管元件时，许多研究机关都因怀疑其质量而不敢使用，柳克俊却率先使用，在实验室里做出了指挥仪样机，为国产晶体管在计算机上的应用开辟了道路。围绕着海军导弹指挥仪的研制，组成海军导弹指挥仪专业和编号为“３０４”的教研室，从海军工程系各专业高年级学员中挑选出１７名苗子，成立５７—３２１班，对口培养海军导弹指挥仪人才。柳克俊潜心钻研，百折不回。在研制过程中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要独立探索，从头做起，冥思苦想，废寝忘食，画过的稿纸一摞一摞的，不行就推倒重来，一步一步闯过二进制程序、数值计算、建立鱼雷攻击的数学模型、使数值平滑、使人机接口、适应海上恶劣的工作环境、机器的艇上加固等难关，指导工厂建立计算机工段、印刷电路工段、元件筛选工段，完善测试手段和步序，制定说明书和工艺文件，到海军部队培养指挥仪使用人员，做海上使用的安全测试……指挥仪６次出海，经过１８个航次的试验和多次改进，终于能在风浪大、盐雾重、颠簸剧烈、敌我双方快速运动的复杂而恶劣的条件下，不断缩小各种自然的和人为的因素造成的误差，在稳定性、可靠性和命中精度方面达到了要求，定型生产，装备部队。在艰苦求索之路上他置一切个人问题于不顾，拖到３４岁才在组织关心、领导帮助中成了家。

各新建、改建专业的教师都同样地响应院党委、院首长的号召，以破釜沉舟的精神，创办尖端专业。大家心里装的只是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战斗任务，婚姻、家庭、生活琐事全都抛在脑后，成天在办公室、图书馆、资料室、实验室里奋战，基本上不过星期天，也无所谓节假日，“开夜车”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有时就睡在办公室、实验室，渴了喝杯开水，饿了啃几口馒头。各系的主任、政治委员除了开会，就是深入教研室、实验室，一天到晚蹲在专业建设和科研试制的要害部位，同教学人员同呼吸、共甘苦，又做思想工作，又做服务工作。比较突出的是空军工程系主任唐铎，海军工程系主任黄景文和政治委员邓易非以及导弹工程系主任戴其萼、政治委员李开湘。至于专科、教研室的负责人更是和群众一起摸、爬、滚、打，吃苦在前，休息在后。有的系开展群众性的备课活动，数学教研室开展了“备课运动”。有的专业组成干部、教师、学员三结合备课小组。有些教研室集体研究教案，讨论每堂课的内容组织以及重点、难点、课外作业等问题。

　

技术勤务部要求各系本着自力更生为主和土洋结合的原则，使专业实验室向高、精、尖、新方向发展。当时国家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技术器材供应异常紧张。陈赓院长亲自与解放军总后勤部联系，使军事工程学院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国务院第二机械工业部同以“○三”户头取得向苏联订购特种装备、器材的外汇；请国防科委指示所属电子工厂，削价卖给军事工程学院一批器材；军事工程学院特种装备订货的外汇和财务结算，均由总参谋部、总后勤部直接办理，订货一到，就直接调拨给学院。以上优惠待遇的取得，奠定了学院尖端专业实验室建设的基础。

到１９６１年暑假之前，６４个专业的教育计划已全部制定出来，计划开出的４８４门课程中，有３８９门落实到了教师，有２５９门课程拟订出了教学大纲，有１６４门课程有了教材。从１９６１年９月１日开始的新学年，即按分建、改进后新的培养目标、新的教育计划开始教学，艰难而稳步地登上了新的台阶。

　

（四）抓生产，抓生活，渡过灾荒

“大跃进”的三年是在国家经济生活严重困难中渡过的。粮食供应紧张，市场上副食品奇缺，很多地区农民没饭吃，工人忍饥挨饿。军事工程学院的师、生、员、工也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院、部、系机关干部（包括许多老干部）因为吃不饱肚子，体质大幅度下降，有的下降了１５公斤，得肝炎、浮肿病的人相当普遍，大家没有怨言，工作一如既往，甚至夜以继日。

在京的陈赓院长对此忧心忡忡，指示在学院主持工作的领导同志抓生产，抓生活，克服困难，并从上面想办法筹集副食品运回学院。总后勤部从新疆、青海给学院调拨两个火车皮的干牛羊肉；武汉市支援羊肉６０吨；许昌市支援羊肉３０吨；黑龙江省支援咸鱼３０万斤，每月供应白糖１万斤。谢有法政委在党委会上强调：在分建、新建、教学改革和政治运动不断的繁忙工作中不能忽视生活的安排，要爱护干部，关心群众，保证人员的身体健康，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当好管家婆”，说“不抓生活，教学就没有保证”。政治工作与后勤工作紧密配合，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抓生产、抓生活方面，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过艰苦生活。各级党团组织教育群众发扬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克服经济生活上的暂时困难。党委常委中由李懋之具体筹划，依托物质保障部办好小赵家近千亩土地的农场，组织全院人员轮流参加劳动，种粮、种豆、养猪、养鸡、加工豆制品；组织打鱼队到松花江和兴凯湖捕鱼；组织打猎队到内蒙古草原捕猎黄羊。各系还办起了小型畜牧场。全院七八十个食堂都尽力养猪。还在密山国营农场投资４０多万元，１９６０年冬密山农场拨给学院８０万斤大豆（有３０万斤上送国防科委）。１９６０年上半年战胜了雨涝灾害，畜牧场获得丰收，产粮１００万斤，菜５０万斤，养猪５１００头，养鸡１．５万只，产蛋２１万个。

副食品的供应，重点是教师（尤其是老教师）和学员。照顾的顺序是教师、学员、多子女的老工人，然后才是机关干部和职工，保证幼儿园的孩子得到较好的副食品供应。基本做到了老教师每天有一两个鸡蛋，每月有两斤猪肉，一二十斤黄豆。对多子女的干部、工人定期补助粮食。学员每天能喝到豆浆，每月能吃几次肉。军需处的干部，由处长杨进、副处长申东初带头，不分昼夜，为保证全院人员的生活供应而四处奔波；各种调拨物资一运到火车站，立即派车拉回，连夜分到各食堂。分配原则是首先保证教学第一线。三年之中，教学人员的副食品供应水平基本没有下降，而后勤机关的干部和地方居民一样，除每月半斤猪肉以外，什么也没有。尽管经手大量物资，工作又十分劳累，却无一人多分私拿一点东西。院、部、系领导干部也都严于律己，不搞特殊，和群众同甘共苦。大家只有一个心愿：搞好物质保障工作，保证全院人员身体健康，为早日渡过难关，完成学院三年建设规划而奋斗。

１９６１年经济困难尚未过去，全院安排６万个劳动日参加小赵家畜牧场生产。院、系成立代食品领导小组，组织营养品、代食品生产。院党委要求各单位“大抓食堂”的管理和整改，在培养、调整食堂干部的同时，以“下放锻炼”的形式派得力干部到食堂代职，通过选举产生的经济委员会加强食堂的民主管理。食堂普遍建立并坚持一谱（食谱）、二厨（帮厨、监厨）、三会（经济委员会、食堂干部会、生活检讨会）、四帐（现金帐、粮食帐、库存帐、日用消耗帐）的管理制度，堵塞漏洞，防止浪费，按粮食定量让大家吃得饱、吃得好。有的食堂做到了“干的定量，稀的尽量，干稀结合，定量管饱”。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全院师、生、员、工都过苦日子，却把分散在各系的越南留学生集中在一起住，单独给他们办伙食，鸡、鱼、肉、蛋供应不断，日用必需品的供应也有保证。１９６０年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访华时，曾在哈尔滨召见军事工程学院的越南留学生。他听说中国学生没有肉吃，把肉让给越南留学生吃，非常感动，指示越南留学生不能继续享受这种待遇，要和中国学生同甘共苦。院领导对胡主席的心情表示理解，但对越南留学生的待遇一如既往。

从１９６１年下半年开始，院党委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劳逸结合”的指示，每天除８小时工作外，不安排过多的活动，不允许教师、学员加班加点工作、学习。１９６１年２月２５日院长陈赓、政治委员谢有法、副院长刘居英发布《关于保证教师、学员劳逸结合的指示》，指出“教学人员加班加点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重申严格按作息时间表安排学习、工作，不得随便加班加点和任意侵占业余时间。要求减少会议次数，缩短会议时间，提高会议质量，可开可不开的会坚决不开，能以小会解决的问题不开大会，尽量不在晚上开会，万一晚上开会，必须在熄灯前半小时结束；适时调整教师工作量，避免劳逸不均；严格执行教育计划和教学大纲，不搞考试前的预先测验，不搞分数指标评比；教师、学员的社会工作要尽量做到一个人不超过一职，严格控制公差勤务；所有的教师每年安排一个月的休息；定期检查身体，开展轻量的体育活动；继续大抓食堂，努力改善伙食；要求各单位应有一名主要负责同志分管日常生活。

院务部组织干部、职工家属在院区建立３个服务站，随时为学员和未成家的干部、教师提供生活服务。

领导关心群众，群众也关心领导，体谅国家困难，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不叫苦，不发牢骚，不给组织添麻烦，坚守工作岗位，埋头苦干，保证以教学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

在此困难时刻，病魔缠身的党委第一书记陈赓于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８日，在徐立行教育长写给他的信上，亲笔给谢有法、刘居英、张衍并党委常委写下如下一段话：谢、刘、张并常委诸同志：

我几年来有病，未管院事，挂名不做事，甚歉！徐立行同志给我一信，他提到几个问题，我以为院常委有注意之必要。院研究工作曾盛极一时，现在看来，有些销声匿迹。研究工作不做好，就说不上学术上的进步，是否如他所说有自满情绪？我想检查一下总有好处。他所提到的几个同志的作风问题，也可以作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小范围内），我想对团结、对工作无论如何有好处。一个集体领导的班子，必须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互通情报，经常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才会搞好。我以为院现在的工作应该：（１）抓思想；（２）发挥老教授的积极性；（３）培养更多更好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科学队伍，防止青年骄傲，看不起老教师；（４）大力抓科学研究工作，要搞些成就，这是我们要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孜孜以求的大事，要大大提倡；（５）要改善教师、学生的生活，这一点院做得比较好，但不能满足，要亲自抓，不能丝毫疏忽；（６）要给教授、教员、学生以充分研究和自习的时间。这是我接徐信后有所想而要说的几句话，请你们考虑是否采纳。医生坚决不同意我去（哈），故只好作罢。这几天天气不好，又有一些不舒适，随手写了几句，未作考虑，只供院常委作参考。陈赓 １１月８日

这段话既是对１９５８年以后几个重大问题的表态，又是对今后工作的纲领性指示。在他生命垂危之际，念念不忘老教师，并对青年教师寄予殷切期望。他一心悬念的是扩大专家队伍，发挥老教师和青年教师的积极性，开展科学研究，搞出成果，认为这是办好学院的头等大事，必须“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孜孜以求”。他请常委们“亲自抓”教师、学生物质生活的改善，强调“不能丝毫疏忽”，而且关心教师、学生研究和自习时间的保证问题。他的民主作风，体现在这封短信的字里行间，处处是客观态度和商量口气，“请你们考虑是否采取”，“只供院常委作参考”……

谢、刘、张及党委常委成员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院长和党委第一书记的意见，边学习领会，边对照检查，采取措施，逐条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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